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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大王荣宗敬“套保”栽跟头
价值中国推荐 2018-08-06 11:53 英大金融2018年第3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套保有助盘活资金,为荣氏企业的壮大提供了支持,但荣宗敬把套保用过了头,搞成了投机,最终也使自己的纱布品牌遭受重创。

  文  |  吴福明

  经过30多年的打拼,荣宗敬与荣德生兄弟在20世纪30年代初缔造了一个拥有12家面粉厂、9家纱厂的茂新、福新、申新三大系统企业集团,其产出的面粉与纱布分别占据全国1/3与1/5市场。而掌门人荣宗敬不仅有实业大王之称,在期货市场上也颇具传奇色彩。


  1918年3月,日本商人在上海成立取引所(交易所),从事粉、麦、花纱布等期货买卖,价格被其操纵,涨落无常。荣宗敬便与同仁于1920年共同发起组织“上海面粉交易所”,以福新厂的“兵船”牌面粉作为标准粉。之后,他又联合纱布厂商聂云台、穆藕初等筹备组织“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1921年7月1日正式成立。资本300万元,申新投资43.37万元。除自己入股外,荣宗敬还与王禹卿等合资,以申新以及其关联公司协新的名义申请了第12、13号经纪人席位。申新出品的“人钟牌”棉纱质量上乘,广受欢迎,被列为纱布交易所标准样纱,由此“人钟牌”产品更加畅销。

   然而,荣德生对交易所不感兴趣,面粉交易所成立时,他就一口回绝了哥哥拉他入股的“美意”,此次纱交所成立,他又拒绝了特意保留的席位,并时不时揭哥哥早年炒股亏本的“疮疤”,提醒哥哥要注意风险。荣宗敬则认为弟弟太落伍了,此番涉足交易所业务不同以往,他要为自己的面粉厂与纱厂套期保值,顺便赚些“快钱”,压压日商的气焰,为华商争口气。

  纱交所位于爱多里亚河南路一幢新建的5层大厦内,荣宗敬经常光顾自己的12号经纪人席位并亲自操盘。他一边拨拉着手中的算盘,一边盯着纱价行情,“花价若干,原料成本若干,工缴若干,利息若干”,一番拨弄后再和纱价比较,若有钱可赚,便拿起电话通知自己企业设在各处的棉花行买进棉花,自己则在交易所抛出同样数目的现货;若交易期间纱价回落便及时补进,待上涨时再抛出,有时他还将多余的头寸直接卖给纱号。他的操作手法是远近期货与现货套做,厂存现纱与交易所套做,原料与成品即棉花与棉纱间套做。

  当时交易所的保证金为10%,通过这些套做手法,荣宗敬很快就掌控了纱厂原料和成品的进出,不仅促进了自己的纱厂业务,还在套做中获得了不少投资收益。为了操盘方便,他还暗中以别的经纪人牌号买进卖出,一明一暗,声东击西,呼风唤雨!

  由于荣宗敬等业界大佬的积极参与,纱交所的生意不错,日商取引所则每况愈下,试图反击。一天上午,荣宗敬正在听取各家企业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突然,12号经纪人打来告急电话。先前经纪人按荣宗敬的指令在68号席位上大举买进做多,不料市场上“荣老板顶不住了”的谣言声四起,抛单如雨,纱价一路狂跌。这是日商取引所在背后捣的鬼,他们唆使日本纱厂结成联盟压低纱价,利用雄厚的资本优势,企图整垮荣宗敬主导的华商纱厂。此一役,虽纱交所挫败了日本财阀的图谋,日商取引所于1927年被关闭,荣氏企业也损失了20万元。

  荣氏庞大的实业为其套期保值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交易所成立之前,荣氏面粉厂利用套保很好地控制了原料的需求风险,及时盘活了资金,为荣氏实业的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交易所的套保中,荣宗敬一会做多头,大量吃进棉纱来拉抬花价,一会又做空头抛出棉花来压低花价,待上海棉价压低了,外地市场也跟风下落时,他便通过其“申新”纺织系统分布在各地的分庄大量收花。与此同时,“申新”在交易所吃进棉纱,到期逼空头交现货,使对方不得不通过市场补进,再次把市场中的纱价哄抬起来,“申新”就乘机利用各批发处销售棉纱。

  然而这种局面很难持续下去,交易所的套保投机色彩渐现。显然,套保是柄双刃剑,风险也由此陡增,这又反过来影响了荣氏实业。为了左右市场,荣氏企业开始还可以通过抛售多余的棉纱头寸来调控市场价格,后来不得不从工厂中运出棉花现货交付对方。本来作为生产的主要原料,却沦为交易所的投机筹码,过度套保演变成了投机。

  加之“九一八事变”后日商倾销的步步紧逼,外部经营环境恶化,而荣氏仍在高负债收购与扩展,资金链紧绷。荣氏在1930年后涉足国际交易所的期货投机业务,至1933年,国内与国际两大交易所套保亏损数百万元。套保巨亏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酿成1934年“申新”财务搁浅。此时,纱交所也因质量问题取消了“人钟牌”棉纱的标准交易资格。
责任编辑: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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