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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
价值中国推荐 2019-02-12 15:09 小康2018年第6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人民大会堂在不到一年期间,神话般地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信服、敬佩和赞美,人们惊叹着这人间奇迹。而这奇迹的背后,有着智慧的结晶与付出的汗水……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刘源隆

  在东经116°23′17″、北纬39°54′27″的地方,有一个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面积达44万平方米,可容纳100万人举行盛大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这就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有一座宏伟巍峨的建筑,这就是人民大会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相关的无数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带有神圣和神秘色彩的厅堂之内。而它的建造过程也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军史专家、国防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马祥林向《小康》记者讲述了他对人民大会堂的历史追踪。


  全国总动员5天之内出方案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政府大楼。

  外墙贴着浅黄色瓷砖的大楼,在夏末秋初的阳光中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在这座大楼里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10周年到来之前,要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外,还要在北京玉渊潭附近,修建十几幢别墅式的国家宾馆,作为国宾的下榻之处。

  马祥林说:“这就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十大建筑’的最初由来。当然,‘十大建筑’建成之后,也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如‘工业展览馆’改名为‘北京展览馆’。”

  在这次会上,万里副市长还传达了邓小平总书记关于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高、艺术要好”的指示。

  此时,距离国庆10周年的时间仅剩一年多一点。由于时间十分紧迫,北京市建工局和市政工程局,加紧了准备建筑材料、施工机械和组织施工队伍的工作,力争在1958年10月份破土动工。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按要求建起如此庞大的建筑,困难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建筑设计,这是一项复杂而又烦琐的工作。马祥林说:“怎么办?当时只有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发动和动员所有设计人员,大家献计献策,才能尽早解决设计方案的问题。”

  于是,决定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向全国各地发出征求意见的电报,邀请各省市著名建筑专家来北京,参加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

  万里副市长传达完“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通知的第二天,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的沈勃和时任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两人就草拟了邀请各地专家的名单,上报给北京市委。经万里批示之后,求援电报的电波从空中飞向17个省、市的建筑学家。

  9月8日,万里副市长火急火燎地赶到中央电影院(即现在的北京音乐厅),为国庆十大建筑作动员报告。主席台下是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的领导们,黑压压地坐满了一屋子,有1000多人。

  “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明年要大规模地庆祝建国10周年、展览我国各方而成就的决定。届时将邀请数千外宾和华侨来参加国庆活动,需要建设万人大会堂和五千人的大宴会厅以及居住的宾馆等重点工程。” 万里说话一向喜欢干脆利索,直奔主题。

  万里环顾四周,接着说道:“因为时间紧迫,只能边设计边施工,要求在座诸位一齐动手,拿出最好的方案来!” 万里结束了动员报告后,剩下的具体工作,就是建筑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配合协调。沈勃拿出了北京市建筑设计单位连夜赶制出来的关于“十大工程”的第一批图纸,分发给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图纸上标出了各项工程的规划位置,以及有关设计的简要资料。这些图纸仅仅是第一批,距离最终成型应该说还远远不够。动员大会之后,北京市的各个设计单位立即组织本单位的技术人员进行方案设计。

  马祥林解释道,可是搞如此大兵团的作战,除了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团结协作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在北京市这边展开动员的时候,发往17个省、市的“邀请电报”,从首都雪片似的飞往各省、市党政领导的案头。从9月8日起到10日晚间,各地被邀请的建筑专家,陆陆续续来到北京。

  “现在看来,此次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建筑设计精英的一次大聚会。” 马祥林笑着说,他们中有很多人当时就是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泰斗,有的后来成为了名扬海内外的专家。其中有来自南京的杨廷宝,他是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江一麟,他是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来自上海的有三位,分别是赵琛、陈植、金经昌;来自湖北的三位是鲍鼎、殷海云、王秉枕;来自广东的三位是林克明、陈伯奇、黄远强;以及来自辽宁的毛锌尧,来自吉林的郑炳文,来自浙江的陈曾植,来自河北的徐中和邬天柱,来自陕西的洪青,来自甘肃的杨耀,来自北京的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还有张开济、王华彬、陈登鳌、吴良镛、赵冬日,等等。

  原来只邀请20多位专家,而实际上到了30多人,被安排在北京的和平宾馆。由于事起仓促不少专家接到通知后,连来北京做什么具体工作都不大了解。江苏来的杨廷宝和江一麟两位设计大师,就是江苏省副省长于9月9日晚上亲自找来谈话,并代为买好10日早晨的飞机票,送他们上飞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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