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军红 大搜车创始人兼CEO
2014年前后,二手车领域波云诡谲、硝烟四起,大搜车在创立初红了一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被人遗忘。它既没有B2C或者C2C的标签,也没有大额融资可以满街打广告。对于大多数不关注这个领域的人而言,完全不知道它是谁。
直到2017年11月1日,大搜车完成3.35亿美元的E轮融资,领投方为阿里巴巴,才让人稍微有些惊讶:大搜车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为什么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阿里巴巴偏偏选中了这家不好定义的公司?今年9月3日,大搜车宣布了新一轮5.78亿美元融资,春华资本和晨兴资本领投,阿里巴巴又跟投。不到1年,大搜车公开的融资金额达9.13亿美元。
大搜车商业逻辑的内涵与外延,远超B2C或者C2C的含义与范围,甚至以他人之口描述出来都让人觉得力有未逮。以下是大搜车创始人兼CEO姚军红的个人自述。
人痛到一定程度,才会涌现出感悟
我出生在浙江东阳,一个商业之乡。同乡有很多,远的,有郭广昌、楼忠福;近的,有胡玮炜。
我出生于普通家庭,我父母也不是什么生意人。我爸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干了一辈子农机;我妈是工人。小时候我和我哥我姐也要下地做农活,后来开始读书了我们才搬到县城里去。
后来家里条件好了一点,这主要因为从我高中起我哥开始做生意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做什么都容易赚钱,家里很快就有了十几万块钱。后来我哥又嫌老家市场不够大,把生意搬到了上海去做。生意越做越大,资金周转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三角债越聚越多,别人欠我们的,我们欠别人的。欠来欠去,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债务大爆发,我们要账要不回来,别人还天天找我们要账。一合计,发现我们家已经欠了两百多万元了。
那是1995年,我正好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广州白云机场。家里天天不安生,过年都不好过。为了躲债,我们一家人在半年内陆陆续续全搬到了广州。这一搬家,我爸妈连续好多年都没能在清明回家扫墓。
我本来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一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白云机场希望我们这批大学生能够投身于机场信息化建设,所以我们入行第一步就是熟悉机场业务,到各个岗位去做轮岗。我记得当时我的第一个岗位是机场出口给乘客行李验票,那个工作叫“行李查询”;后来又转到服务室,检查登机牌,画配载平衡图;还干过值机。
那个时候我爸我妈的工资卡都给了亲戚同事,十几年都没拿回来过,把钱全都扣走,一家的债扣完了就轮到下一家扣,轮流扣。全家人都在还债,我在广州住了8年,搬了10次家。我在机场上班,一大家子人都指望我这两三千块钱的工资。
家里有我爸我妈,我哥我嫂,我姐我姐夫,他们各有一个女儿,家里穷得根本谈不上还债。有债主找上门,我只能告诉那些债主,你们这些债,我认账,但是你别记利息了,要不每年的利息我这辈子都还不起。很多债主都是亲戚朋友,他们不会硬要搞你,偶尔有人不同意的,过程就稍微激动点了。
我得拼命赚钱补贴家用。在机场工作的一个好处是,你有机会接触到机票流通渠道,能在外面开售票处帮民航卖机票。赚钱的方式就那么几种:一是从每张票上赚代理费;二是搞搞包机和包座。我在广州机场待了8年,其中7年都是一边上班一边卖机票。
日子过得特别压抑。
我以前性格非常好,一眼望去满世界都是好人,后来有一段时间脾气很差。我右臂上有个疤,挺长的,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那次是打车,车价11块2,我给了司机12块,他直接收了,也没找我钱。我就说,你要没零钱说一下。因为按道理来说四舍五入,你收我11就对了。那个司机一关门,把车窗摇下来,用广东话说,没钱你就不要打车。我听得懂广东话,当时就火了。一看他要开车走了,我往两边一看也没找到石头,就一巴掌把他的后玻璃拍烂了。当时手臂上这块肉直接刮起来,全是血。
出租车司机马上跳下来一把把我抱住。他个子不大,一个劲儿用广东话喊“抢嘢,抢嘢”。当时是在一个公交车站,人很多,前面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我跟他说,你喊什么呢?那有个警察,你把警察喊过来处理。
一场8毛钱的纠纷,不过是一种生活的发泄。但是这种发泄少之又少,大部分时候我什么办法也没有。很多时候人是被磨出来的,你看我现在,别人说这个事情很麻烦,睡不着很焦虑什么的,在我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要看你怎么对待。
很多时候,人要痛到一定程度,才会涌现出感悟。商业也是一样的。只有你挖出来最底层的东西,你才能更容易看清未来。
什么叫有意义的事?
要给这个社会留下符号
我卖了8年机票,后来怎么转行了呢?还得从2003年说起。
那时候我已经开了一家票务公司,员工有一百多人,一年能卖2-3亿元票。没想到突然非典来袭,一夜把我打到解放前。
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后来的商业思想,很多都是来自这个时期。我当时给广州所有想从事机票生意的人零成本创业的平台。我在一家夜总会的楼上租了一个800平方米的空间,打了隔断,装了电脑和电话,然后在《南方都市报》上打广告,欢迎大家拎包入住来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