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赵义
最近，华为孟晚舟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显然，在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这个事件不是单纯的商业事件，也不是单纯的法律事件。
早在2012年，美国就以安全为理由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在美国销售网络设备，宣称这两家公司存在国家安全风险，设备可能存在黑进美国电信网络“后门”。2018年美国激活对中兴的拒绝令，最后中兴不得不接受较为苛刻的和解条件——包括美国派驻合规协调员。而就在孟晚舟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华为针对难以进入美国市场公开表示：如果华为继续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美国称霸5G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雄心可能无法实现。
5G商用已经提上议程。中国是世界上互联网普及度最高的国家，4G网速让每一个到中国旅游的欧洲人赞叹不已。3G时代，欧洲在商用上占据主导权；4G时代，美国重新夺回领先地位；到了5G商用，欧洲已经落伍，中国的华为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演变为中美之间的博弈。
除了技术标准——华为的Polar码被选为控制信道的短码块编译方案，市场份额至关重要。中国互联网创新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经济的活跃，离不开基于人口数量的巨国效应。为了打击中国在头部产业的竞争力，维护美国自己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美国对挑战者必然进行限制。为什么要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并且不断鼓动盟国弃用华为的电信设备？从经济学上说，通过市场限制，可以迟滞分工和产业升级，因为市场的广度决定了分工的深度，深度分工又是经济效率提升和商业创新的重要来源。
限制的目的是政治，限制的手段是合规。看不到合规背后的政治，是过于单纯了；但如果只是把合规简单和直接化约为政治，也是不理智的。中国企业要实现国际化，合规就是绕不过去的坎。套用流行的句式，合规不仅仅是美国进行长臂管辖、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手段，本身也是中国企业升级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们不能简单的因为政治原因就把合规的法治看作是虚伪的。这是一种强者的规则，你可以说它不公平，但说它是虚伪的，对我们的应对没有任何帮助。恰恰相反，越是讲法治，强者对付挑战者的成本就越高。华为难道不懂得自己的CFO被扣押的背后是政治？但它坚持把问题局限在法律范围，声明自己一直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并且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最终会给出公正的结论。
从美国的“执法”来说，不能不承认的是，它的执行力是很强的，对合规的执行是一贯的和持续的。根据统计，现在国际监管处罚当中，九成以上是美国做出。这也很自然，因为目前只有美国有这个地位和实力能够相对把一种国际监管的所有缺口都补上——如果有缺口或者缺口太多，国际监管就会名存实亡。除了美国的银行和中国的大银行，几乎所有大银行都被美国罚了个遍。
据统计，2003年到2017年，美国对非美国企业的处罚中，最多的对象是银行，39个被处罚对象中，19个是银行。管住了银行，根据资金往来等信息就可以按图索骥，这招很厉害。目前，美国对中国企业合规审查，主要是高科技企业，银行不多，但到了一定时候可能情况就会发生变化。2018年11月19日，纽约南区法院首席法官就驳回了六家中国银行的申请，坚持“命令”这六家企业执行财产调查令。这可以当作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使只从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中国银行进行长臂管辖甚至越来越长，是可以想见的事情。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
合规，除了因美国对某国进行制裁而带来的出口管制之外，还有很多重要内容。跨国公司典型的合规业务是“三反”，反腐败、反商业贿赂和反垄断。根据2018年11月2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列举了7类比较通用重点业务领域：市场交易、安全环保、产品质量、劳动用工、财务税收、知识产权、商业伙伴。
事实上，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合规问题已经积累到必须要高度重视的程度。根据研究，2001年至2018年10月10日，已有多达102个中国人和实体先后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纳入制裁名单。这些新闻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像孟晚舟事件那样全球瞩目，但同样值得注意。事实上，随着国家对外重大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合规风险也在上升。比如境外廉洁风险就比较突出，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都处在经济转型期，这些国家合规风险都比较高。
当然，中国司法系统对跨国企业的合规审查也日益增多，无论是反腐败还是反垄断，都出现过典型案例。这说明，合规审查是双向的，是在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必然要做的事情。所以更有必要处理好政治和商业合规的关系，否则也不利于我们自己对外国企业进行合规审查。
实事求是地讲，海外经营是促进企业合规经营、预防廉洁风险的薄弱环节。讲政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必须得坚定，但我们也要记住，合规经营是国际化的最高境界，对此我们还要付出极大的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实现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