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可再生能源产品制造国、出口国和消费市场”
《中国慈善家》:你在WWF主要致力于中国在海外能源等领域投资与贸易的绿色化。最初关注投资与贸易绿色化的议题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王怡婷:2009年的时候,我正在丹麦访问学习,并在那边参加了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当时已经获得了2010年去联合国环境署肯尼亚总部实习的机会。所以在去之前,做了一些关于中国在非洲投资情况的研究,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里面也提到了这些新兴国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贸易和投资的推动。
去了肯尼亚之后,看到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开商店、做基建等等,感觉中国人的足迹确实是无处不在。有一些西方媒体做了“中国去非洲以投资农业、林业项目等方式圈地,中国公司倾向于输出自己的劳动力甚至把犯人带到非洲做劳务”等报道。当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学者Deborah Brautigan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并核实了媒体报道中提出的问题,发现很多都是捕风捉影,最后传来传去就完全脱离了事实本身。加之有一些中国公司在海外经验不足,对当地的法律、文化和当地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方式不够了解,因此产生过各种失误和误解。这几年也看到更多中外学者和媒体关注这些问题,增加多元视角。
拿到耶鲁大学环境科学硕士学位之后,在探寻各种工作可能的时候,对于中国在海外投资及其对环境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这个大议题很感兴趣,WWF也是当时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最多的一个机构。
《中国慈善家》:目前,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与贸易的大概情况如何?
王怡婷:按照中国对外投资的资金走向,亚洲还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因为是近邻,文化、沟通和距离都有优势。
根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数据,在2007到2014年之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境外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2013到2017年之间,在电力行业的贷款中,有41%的资金投入到煤电,57%投入到大型水电,目前有2%投入到了非水电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根据另外一些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不管是政策银行还是国有的商业银行,都成了全球煤电和水电开发的重要资金来源。常常,这些资金的出口也伴随着中国设备和工程技术一起走出去。
同时,中国又是全球第一大可再生能源产品制造国、出口国和消费市场。现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越来越低,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大力投资。但是,如何发挥中国的这个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更早实现清洁可持续能源转型甚至“蛙跳”,建设真正的绿色“一带一路”,实现各自在《巴黎协定》下的自主减排目标,还是需要进一步摸索的课题。
《中国慈善家》:中国对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成本的影响,具体如何体现?
王怡婷:根据一些报告的分析,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板的制造,基本都集中在中国。2000年初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大多数销售到欧美,因为正值欧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黄金期,包括德国制定了一些比较好的可再生能源的推广政策,也拉动了中国这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光伏电板产量的提升、价格的线性下降,制造太阳能板效率的提升带来的效应,其实也是公认的。
我在非洲的时候,能很直观地看到一些街边的小店铺和偏远地区村民的屋顶在使用比较简单的太阳能板设备,这些产品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中国制造的。
《中国慈善家》:担任WWF项目经理的同时,你也是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的理事长。你觉得能源领域的投资与贸易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什么?
王怡婷:《巴黎协定》的主要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内,力争 1.5℃以内。基于此,每个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其中就包括能源领域的减排贡献,比如要大量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控制煤电等化石能源的比例。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刚刚发布的特别报告显示,如果我们要在本世纪中叶把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1.5℃,到本世纪中叶可再生能源需要提供70%~80%的电力消费,煤电需要极速下降到几近于零。目前全球每年新增的电力产能一半以上已经是可再生能源,不再新建煤电厂是一个急迫的需求。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不断降低,未来全球各地对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排放标准的要求都会越来越严格。比如现在在海外投资煤电厂,很难保证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当地的政策和经济环境是否会影响煤电厂的成本和持续运营。新能源市场日新月异,能源意识、分析工具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等因素都会影响一些国家的能源规划,甚至导致煤电资产搁浅。
所以,不管是全球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还是习主席提出的“美丽中国”愿景,青年一代都应该成为缔造这个理想的主力军,因为其成败也决定了我们这一代和后代的生存和福祉。像CYCAN这样的机构想做的就是引导和培养中国青年成为绿领一代,推动气候问题改善的同时也能在各自未来的行业领域撬动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