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人生的最后阶段还是跟合同、商业打交道。人的生命中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
撰文：张霞 题图摄影：夏高强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9年2月刊
张醒生
道同投资创始合伙人
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尽管在商业上颇有建树，张醒生却从未将其视为归宿。
50岁那一年，他辞去跨国公司高管的职务，宣布从此退休，不再担任职业经理人。
三年之后，他加入全球最大生态环保公益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NC”（The Nature Conservation），专职做起了环保。
十余年间，张醒生相继参与了阿拉善生态协会（SEE）、TNC北亚区和“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的创立，推动了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的发展。
这于他是一条自我价值的追寻之路。“我不希望人生的最后阶段还是跟合同、商业打交道。人的生命中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他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他看来，这也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必行的“还债”之旅。“改革开放40年，我们成就斐然，但是我们的物质财富积累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在，我们不能只索取，要回馈了。”
张醒生的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所代表的中国商界精英群体在公益事业上的觉醒与重塑。
Life for something else
张醒生的“自我发现”始于一次可可西里之旅。
2001年，《北京青年报》上一张关于可可西里藏羚羊遭大规模屠杀的照片引起了张醒生的注意。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一度生活着大约100万只高原动物藏羚羊。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藏羚羊绒的价格暴涨，可可西里爆发了对藏羚羊的血腥屠杀。
是时，张醒生是爱立信中国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企业社会责任事务也是他负责的内容之一。看到这个消息，他立刻召集团队商议方案，启动了对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行动进行资金和物资支持的“爱立信地球之友”计划。这一计划后来一共实施了3年。
计划实施的第二年，为了引导更多社会力量一起介入，张醒生组织了田溯宁、王维嘉、王中军等七八个企业家前往可可西里参观考察。旅途中，藏区的生态破坏给一行人带来了巨大震撼：天际线下除了雄伟的天山、昆仑山以外，就是正在修建的青藏铁路。铁路两边都是废物，塑料袋四处飘飞，三江源江泽民题字碑下面，到处都是垃圾。
进入可可西里之后，成百上千具被剥去皮毛的藏羚羊尸骨，更是让他们“仿佛坠入一场噩梦”。返回途中，张醒生鼓动王中军“一定要拍个电影”，影片《可可西里》由此诞生。
2004年，影片上映，因其直观地再现了巡山队员为保护藏羚羊，以生命换取人与自然和谐的感人故事，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生态电影，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公益大讨论。之后，随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打击盗猎行动的不断开展，当地杀害藏羚羊事件基本绝迹，藏羚羊种群数量现在已经恢复到30多万只。
“当你发现自己能促成这样的关注和警醒时，个人成败，好像开始变得不再重要。”彼时张醒生正处于事业巅峰，爱立信在中国拥有近5000名员工，每年的销售额达数百亿元，身为爱立信中国区执行副总裁的他日复一日的工作就是与商业合同打交道，“一年打到几十亿美元的单子”。
但这并没有带给他真正的充实。“年复一年都是为了同一个商业目标而奋斗，其实没什么意思，这与看到成群藏羚羊得到保护时的喜悦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张醒生希望去做一些“更自由、更有意义的事”。
重塑信条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代人，是在“人定胜天”的教育下长大的。参与到保护大自然的活动中后，张醒生开始反省那个当年深信不疑的信条。这样的怀疑，在参与时任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呼吁建立的“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简称阿拉善SEE）”的过程中，他体会得更加深刻。
2004年，北京，一个黄沙滚滚的下午，刘晓光给张醒生打了一个电话。“醒生，看到外头这天气没有，这还能开奥运会不？”接着刘晓光提了一个想法，“咱们这些企业家就不能采取点什么行动吗？我计划号召一些企业家朋友站出来，把沙尘暴给治了，保证北京奥运会召开。”在刘晓光的倡议下，这一年6月，阿拉善SEE成立，张醒生和近百位企业家正式关注并参与到中国生态环境的保护中来。
阿拉善SEE建立的初衷是治沙。张醒生回忆，最初，参与治沙的企业家们在讨论过程中，谈的跟生态保护大都没什么关联。“想到的都是我们能不能出资租用飞机去播种，或者能不能赞助一个企业发明凝胶剂，喷上去凝住沙子……总之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伟大。”
协会成立大会在沙漠中举行，到达阿拉善沙漠之后，看到连绵不断跟山似的滚滚沙丘，一帮人“全傻了”，“这么多沙怎么可能治得了呢？”最后，企业家们请来治沙专家—田溯宁的父母，才明白光有热情和资金是行不通的。阿拉善沙漠化的问题，主要是之前的垦荒造成沙底下的水被大量抽取。另外，在三年自然灾难和“文革”期间，二十余万人口到沙漠中定居，挖苁蓉，放羊和骆驼，导致亿万年形成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