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聃
两千多年前，西哲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判断：人是政治的动物；城邦之外，非神即兽。若我们将国家比作人，在“世界”这个大“城邦”中观之，那么亚氏的判断不仅同样适用，且尤为严格：人尚有离群索居的现象（即政治意义之外的人），现代国家却绝无脱离国际政治的可能。如果说，人在社会或政治生活中获得了为人的本质，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国家也在对外交往中实现着自身。外交不仅仅是对琐碎事务的处理、是进行理性算计的“术”，它也可以包含着对自己和他者根本关系的反思，包含着一种世界观，包含着“道”。
变动社会中的人们，往往会有更为强烈的愿望去思考哲学，探求自身与社会的本质问题；同样，在中国与世界都面临着巨大变革的今天，我们也尤其感到思考中国外交哲学的需要。这样的思考，不仅仅是身居高位者的责任，也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借用马基雅维里的话来说，这“不应当被看作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当然，在本文中，笔者无意也无法设计一套完整的“外交哲学”，而只是想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或可值得诸君一顾。
论及外交的“术”或者说具体的政策，我们自然可以从实践中归纳出大量的内容，但就外交之“道”或者说外交哲学而言，我们却必须追问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从古希腊时代以降，在哲学史中便有着一个根本的主题：认识你自己；而若要思考当下的中国外交哲学，这大约也同样是一个原初性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认识中国的位置
在许多国际问题研究者的眼中，古希腊政治家和学者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第一部国际关系的著作。对于这部史书，现实主义者做出了传统的解读，他们着眼于其中的某些章句，认为修昔底德是在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追求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荣誉、恐惧和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在国际关系中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默默忍受。然而，当我们完整地阅读了这部著作，却可能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图景：一个在波斯战争之后在军事、文化、经济诸方面都达到自身顶峰、堪称希腊世界模范的城邦——雅典，却在如此的“现实主义”对外思维和政策下步入了战争、走向了衰落。雅典的悲剧，其根源究竟在何？
国际政治思想大师勒博（Richard Ned Lebow）指出，在修昔底德的史书中，雅典悲剧的内在因素是人和国家的“傲慢”——“”。这个难以准确翻译的词语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概念，大致有傲慢、僭越、狂暴等含义，它的核心是无法准确地认识自身的地位尤其是局限性，失去理智和判断力，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必然能够达到目标。古希腊悲剧的永恒主题之一，便是人的傲慢使之自大和疯狂到要挑战神和命运，最终导致自己的灭亡；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则与埃斯库罗斯悲剧《波斯人》中的波斯帝国一样，都表现了国家及其领导者的傲慢：他们失去了对自己的理性判断，妄图成为世界的主人，为一个不现实的目标而疯狂。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并非不能给当下的各国外交以启迪，如勒博便以此来解读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曾经是地区秩序的中心，是世界最繁盛的文明之一；但在近代，它被强行纳入源自于欧洲的国家体系之中，经历了百年的屈辱；作为一个在政治价值上与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的国家，当今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拥有着一支强大的军队。此时的中国，尤其需要对自己的位置做出清醒的判断，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复杂交织下，这样的判断又尤为困难，我们并非没有可能如两千多年前的古国一样，在蓬勃发展之时迷失。无论如何，认识自己的位置是“认识你自己”的根本，也是外交哲学的基础。对于当代的中国而言，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最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辉煌的古代史与屈辱的近代史，是大多数国人对中国的基本认知，两者之间的对比极易引发某种微妙的心理。英国学者卡拉汉（William A. Callahan）正是因此将当代中国称为“乐观--悲观”交织的国家（pessoptimist nation），并认为这样的“认同困境”（identity dilemma）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可能会使中国的外交更为强硬。的确，基于古代史的自豪感，使人们倾向于期许未来的中国可以臻至协和万邦、天下咸服、声教迄于四海的理想——不论这样的理想在历史上是否真正实现过；基于近代史的屈辱感，则使我们常常对外部世界保持警惕和戒惧，将我们所不喜的行为看作是帝国主义行径的遗存，是对中国的蓄意欺压。这就好比一个早年曾显赫一时，继而遭逢不幸、受尽侮辱，一朝又即将重振声威的人物，他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但也可能沉迷在对“强大、复兴”的迷信中，甚至被清算和报复的心理所左右。我们都知道一句名言：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但历史记忆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延续仇恨、自立自强，而在于记住历史的悲剧，避免重蹈某些崛起国家的覆辙，对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其二，如何对待我们的现实？客观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不少的声音显现着日益膨胀的雄心，例如，在回应对中国的某些质疑时，人们会有意无意地表达出“美国可以如此，我们为何不可”的态度。那么，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上升，我们是否要取代美国成为一个新的世界领导者？如果是的话，我们将会遵循美国的统治逻辑和统治方式，还是采取一套不同的模式？如果不是的话，又当如何确定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这样的地位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责任？目前看来，我们似乎更多地在考虑如何使中国更强大、更富有、更受他人的尊重，就像是一心想要获得自由的娜拉；然而，我们是否能如鲁迅先生那样问一句：娜拉走后怎样？换而言之，当我们在一个多世纪的奋斗之后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们该如何找准自己适当的位置，不至于自我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