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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8月以来,受美债危机以及标普调降美国评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表现低迷,两大基准油价峰谷波幅均超过12%。以我国成品油调价所参照的布伦特油价为例,自8月9日创出102.57美元/桶的阶段低点之后,价格又缓慢回升至110.60美元/桶。在8月18日单日又猛跌 3.61美元/桶,跌至106.99美元/桶。海外市场行情涨跌波动频繁令国内市场对成品油降价开启预期。

  国内成品油定价的“数字魔方”

  目前实施的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核心是,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假定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是100美元/桶,当原油价格每桶上涨4美元达到104美元的时候,涨幅为4%,触发成品油调价窗口,这时油价应该上调。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从104美元/桶回落至100美元/桶的起点,这个时候由于基数“变”成了104美元,跌幅却只有3.84%,所以油价不必下调。于是,尽管原油价格回到起点,成品油价格却回不来。那么,除了成品油价的“数字魔方”,还有哪些原因使得成品油定价机制是否存在“涨易跌难”?

  成品油价市场化的“伪命题”

  很多人认识到成品油市场垄断、竞争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引入竞争。但要使“鼓励竞争”和“引入竞争”具有现实意义,需要石油行业实现真正的市场化为前提。否则,指望成品油价格受到竞争的约束,有点儿幼稚了。反观成品油市场,现行的制度存在哪些逆向激励,竞争的障碍在哪里,如何引入竞争?

  成品油定价机制需要透明

  成品油需要一个透明、合理的定价机制,让普通民众明白国际原油价格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对应关系,明白油价为何涨、为何跌、涨跌幅度应该是多大。长远来看,成品油价格终将会放开,然而,在中石油、中石化寡头垄断的格局下,您是否认为成品油价格放开就意味着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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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窃事件、错字门、哥窑瓷器被毁……看起来,2011年注定要成为故宫的“霉运年”,传统印象中那座不谙世事、颇有“风骨”的文化殿堂改头换面,靠行政不靠专业,有投入无监管,故宫的另一种“历史积淀”在责难和诘问声中走到了风口浪尖。

  故宫是谁的故宫?

  直至最近,故宫接连发生的失窃事件、私建高端会所、文物损毁等“丑闻”,把这个昔日的皇宫、如今的博物院推至风口浪尖,公众开始对这个副部级的博物馆产生疑问:一方面它是对公众开放的游览展示场所,另一方面它始终是一个神秘且封闭的副部级文物机构,两个有些矛盾的身份之间,故宫的文物作为其最为价值和关注度的内容,它该归属何方?价值连城的文物该为谁服务?

  故宫的财务也是迷?

  故宫的内部运营模式以及财务情况等在业内也是个迷。据博物馆行业内人士透露:“故宫的级别很高,内部制度和普通的博物馆似乎不太一样,具体什么样子也不清楚。”故宫的地位特殊,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也非同一般,不难想象每年故宫接受的捐赠会很多,更不用说下属相关的文化产业公司的收入了。但是这些钱都用到哪里了?在中国如此浓厚的商业化氛围里,在有关部门和公众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管理怎能不出现漏洞呢?

  故宫的命运折射时代的文化观

  曾经,对国人而言,来故宫,就是一次对文化的朝圣。如今,当每个人都意识到文化能以多种方式兑换成金钱时,时代对国宝的文化态度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虔敬之心越来越稀薄,敬畏之意越来越疏落,功利之心越来越强悍。一种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麻痹,就这样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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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连降

  8月3日,中国的评级机构大公国际率先下调美国信用评级,8月5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

  美元要贬值?

  标普下调美信用评级的可能结果是:美元贬值,美国国债缩水。而投资美国国债的国家则会受到输入型通胀的影响和经济上的巨大冲击,这意味着美国将会掠夺债主财富。截至2011年7月的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6万亿。那么,中国作为美国海外的最大债主,您怎么看待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信用评级下降带来的美元贬值?

  外储需要积累?

  许多人认为既然外汇储备是外汇管理局账上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实际是种误导。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太大,市场上的可选择面不是很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国债是全世界池子最深、流动性最好的市场之一,出于保值增值的需要,必须对美国国债进行投资。但令人疑惑的是,在外储缩水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在快速积累?

  中国何去何从?

  有“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就预计,中国有两个选择,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或是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如果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打击出口,所以中国会继续购买美债。这意味着,对于目前已持有的美国国债,中国几乎做不了什么,但中国可以问问自己是怎样落入这个陷阱的,以及如何摆脱。中国能够从美国债务上限危机中得到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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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政府、企业的发展规划中,常常会提到跨越式发展的符号。“三年翻一番,五年翻两番”;“5年50亿,10年200亿”;……。类似的口号层出不穷。如果发展速度低了,则谓之“思想不够解放,要解放思想”。可以看出,对速度的过度追求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迷思,而且迷思的特征就是要求完成各种各样的高指标。这是典型的大跃进。

  历史之大跃进

  一百多年来中国搞过两次“大跃进”,权力动员大量资源来强兵富国,结果都摔得惨不忍睹。一次是晚清洋务运动,另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都想用农业时代的管理经验来驾驭工业时代,前者的结果是“亚洲第一强大”海军的覆灭,后者的结果是经济资源的惊人浪费。不顾当时社会公共治理所能支持和驾驭的程度追求高指标,其后果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

  大跃进的幽灵在高速铁路上徘徊

  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之前,中国高铁一直试图演绎连最早研究高铁技术的日德等国都无法想象的神话,尤其是列车时速。中国只用了5年的时间,便赶超了国外,将行车速度直接从100多公里直接提升到200公里以上。与当年大跃进不同的是,现在更多的情况下没有了当年尚存的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钟摆的回归?

  正如郑永年先生在《中国理想主义的钟摆又回来了》一文中所表达的那样,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被很多人视为是一个没有理想主义的时代,表现出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社会失序、道德价值缺失、社会群体对未来感到迷惘等等现象。但近年来,中国社会似乎有一个同样的目标,那就是:变革。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在追求什么样的变革呢?不同社会阶层的理想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变革观又是如何呢?

  在这次高铁事故映射的舆论氛围中,您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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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媒体报道,近期以浙江企业为代表,中国不少中小企业近期关门大吉。全国工商联也表示,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工信部承认,目前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

  “中国特色”的融资困境

  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困境则带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在银行、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天然的“所有制”默契,让绝大多数信贷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中小企业的贷款总量,仅占中国银行业贷款余额的15%至20%。在这种情况下,借高利贷已成为众多中小企业的“无奈选择”。借高利贷对中小企业来说隐含着哪些风险?在当前货币紧缩还会持续的背景下,中小企业能否被“逼”出一条创新、转型路?

  中小企业需要宽松的环境

  可以预期,下半年货币政策在操作上虽有可能做出一定调整,但难以逆转回前两年的宽松状态。在这一总量政策之下,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扶持中小企业?通过大幅放松总量政策来救急的思路是否并不可行?

  发展小额贷款是一个选择

  如何进行金融创新,解决信贷紧缩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中小企业除了寻求传统银行贷款、争取PE、VC等模式融资外,政府也需要进行一场金融创新,那么发展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是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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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这一迹象表明,对于楼市调控的力度将持续从严,并有意向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推进。

  房地产调控取得了成效是一个误区

  今年1月下旬出台的新“国八条”,从限购、限贷、限价等多个角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半年来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北京中原地产根据全国房地产新建商品住宅指数分析,今年前5月所有限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均值为4.04%,非限购城市为4.89%。但在限购政策下,大量购房需求转向租赁市场。今年上半年各地租赁市场成交量同比增长普遍超过30%,租金涨幅普遍超过10%,租房比以前更贵了。综合来看,如何对上半年的房地产调控给予评价?若调控政策放松,房价是否会报复性反弹?

  房地产泡沫已向全国蔓延

  当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幅度被限购政策“刹车”后,众多开发商转至二三线甚至三四线城市,二三线城市随即出现“房价上涨过快”的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达到及超过5%的城市分别有44个、45个、42个、38个、33个,均为二三线城市。另一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销售额前10位的房地产企业,大部分销售额来自于二三线市场的布局。在楼市调控的力度将持续从严的背景下,楼市会有可能迎来供过于求的局面?降价促销是否将成为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主旋律?

  求解中国经济“房地产化”

  当前房地产调控为何会如此艰难?最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工具取向一直没有改变。被称之为“房地产平民代言人”的易宪容先生说,从2010年以来,政府看到房地产泡沫的危害及风险,也认识到房地产投机炒作对房地产市场及中国经济的危害,但是房地产政策的工具性不变,即从2003年以来,房地产业一直成了政府增长的重要工具。那么,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的关键时间点何时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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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周六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6.4%,为2008年6月以来的最高升幅。

  猪肉在CPI一篮子商品中所占的比重

  CPI衡量的是一篮子商品价格的变化。其中,猪肉在CPI一篮子商品的食品部分所占比重约为1/3,占整个一篮子商品的比重为10%。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猪肉价格在6月中旬创下新高,达到23.6元/公斤,同比上涨62%。为什么猪肉价格的影响如此之大?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猪肉价格的涨跌?

  散养户主导猪肉供求格局

  国外经验表明:当规模化养殖占到市场的80%以上,猪肉价格就会趋于稳定,产业风险也将可控。在中国,截至2010年底,中国年出栏量为50头以上的养殖户规模,仅占所有养殖户中60%左右的比例。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约有6500万养猪场(户)。如果每户少养一头猪,全国就会减少10%的猪肉产量,可见散养户能量之大。在这一轮猪肉价格上涨中,组织化程度低是主要推手?面对6500万养猪场(户),政府如何进行调控?

  紧缩政策导致猪肉价格走高?

  在过去几个月里,央行一直在稳步收紧信贷以防CPI过快上涨。这就导致中国的屠宰场普遍缺乏营运资金,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现金从农民手中收购生猪。政府削减信贷的举措意味着屠宰场的营运资金更少了。因此一个悖论出现了,原本为了控制通胀推出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实际上降低了猪肉的供应量,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而食品价格上涨又成了通胀加剧的近因。那么,央行在维持紧缩态势的同时,应该对企业采取怎样的区别对待政策才能让避免调控出现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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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企业战略专家姜汝祥撰文发问中国为什么30年出不了世界级企业家,在文中,姜汝祥先生谈到“之所以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还未有登顶者,之所以我们距离顶峰存在着现有的差距,最根本的问题来自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文化根基。”因此,尽管30年来,中国企业厉兵秣马、开疆辟土、高歌猛进,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真正迈进世界卓越企业的殿堂,成为舞台上的耀眼主角。对比世界级企业与企业家,为什么我们未能渡越到彼岸?

  回归商业本源是追赶途径

  姜汝祥先生认为“以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发展速度,诞生世界级企业与企业家是必然的,关键在于尽快弥补商业文化的深层次差距。”然而,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路径一直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正如朱敏先生在《中国官商结合模式的百年流变》一文中认为“这种传承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而有实质性的、彻底的变化。”那么,如此制度背景下,我们要追问回归商业本源的路径是什么?在这种让人们困惑的市场逻辑下,一些“带有原罪的红帽子企业家”依靠自我修炼就能成为世界级企业家?

  中国企业唯有创新才有出路

  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将“创新”列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但又有多少企业能够真正落实“创新”呢?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商业环境下,给企业家提供了太多的创富机会,同样也形成了太多的诱惑,正如价值中国近期采访的知名投资银行家陈敏先生认为“过去中国企业的成长模型一是拼胆识,二是拼资本杠杆率,三拼跨体制的寻租。这个成长的规模和速度可能会快,但成长的质量有问题,不可持续。”因此,中国企业在创新之前还要创新什么才能奠定世界级企业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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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需求9年后达峰值

  2011年6月26日,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在京举行,国际能源署(IEA)署长田中伸男表示,中国的石油需求将在2020年达到顶峰,之后下降,而高油价的风险迫在眉睫,国际油价今后10-20年将继续高企,2035年或涨到135美元/桶。 他认为,中印等新兴国家将需要更多的石油,对于21世纪全球能源趋势来说,中国还有亚洲的其他地方可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从全球的层面来看,中国的需求将在2020年达到顶峰,之后下降。此举意味着,在国内石油生产增速缓慢的情况下,我国将需要进口更多的石油,花费的金额也将更大,国际油价的动荡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成品油定价权改革争议多

  长期以来,成品油定价机制因市场化程度不够而饱受“诟病”,国家发改委一直酝酿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业内研究员表示,目前国内的成品油市场“三桶油”占绝对优势地位,尤其中石油、中石化两家油企所占的市场份额在90%以上,民营油企完全是依附的存在,没有抗衡的能力。将成品油定价权下放给油企,当前的时机不到。否则,下放成品油定价权只会助涨高油价,让垄断企业受益,让消费者受损。

  完善石油市场体系是关键

  我国应当尽快发展石油期货来改善现阶段被动接受国际油价的形势。当务之急是要健全石油价格市场决定机制,使价格真正反映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有效解决供应紧缺和消费过度扩张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现代石油市场体系,建立健全能够反映中国市场需求的石油定价体系,全面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的竞争,增强中国应对世界石油市场震荡和国际油价波动风险的能力,是保障中国石油供给,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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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世界上一次建成线路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速铁路将正式开通运营。毋庸置疑,正如19世纪,铁路帮助英国和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必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高铁纠结

  2011年6月13日,铁道部举行京沪高铁开通运营新闻发布会宣布,京沪高铁的最高票价为1750元,最低票价为410元;运营时速则从原来设计的每小时380公里,改为每小时300公里和250公里两种。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发展什么样的高铁才符合中国人的切实需要?是更快、更安全还是更经济?

  高铁悖论

  京沪高铁自从立项伊始,便一直波折不断。前后历时近二十年、三届政府。其投资总额从1994年预估的950亿膨胀到2200多亿,最终超过了三峡工程,创1949年以来中国单项工程投资之最。2200亿的投资额,让京沪高铁什么时候能收回投资?但如果很快盈利,人们会说高铁票价是暴利;如果说不能马上盈利,又会说没有考虑好投资回报,造成了亏损,没有必要建高铁。那么高铁带来的隐性价值是什么?

  高铁冲击

  根据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铁路建设投资总规模将突破5万亿元,营业里程将超过12万公里,将建成包括京沪高速铁路在内的“四纵四横”快速客运通道,以及覆盖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川渝地区的四个城际快速客运系统。这对民航来说真的是“狼来了”吗?对公路客运来说,高铁的运行又会对其有怎样的冲击?高铁能否改变中国的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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