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媒体报道,近期以浙江企业为代表,中国不少中小企业近期关门大吉。全国工商联也表示,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工信部承认,目前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 “中国特色”的融资困境 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困境则带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在银行、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天然的“所有制”默契,让绝大多数信贷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中小企业的贷款总量,仅占中国银行业贷款余额的15%至20%。在这种情况下,借高利贷已成为众多中小企业的“无奈选择”。借高利贷对中小企业来说隐含着哪些风险?在当前货币紧缩还会持续的背景下,中小企业能否被“逼”出一条创新、转型路? 中小企业需要宽松的环境 可以预期,下半年货币政策在操作上虽有可能做出一定调整,但难以逆转回前两年的宽松状态。在这一总量政策之下,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扶持中小企业?通过大幅放松总量政策来救急的思路是否并不可行? 发展小额贷款是一个选择 如何进行金融创新,解决信贷紧缩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中小企业除了寻求传统银行贷款、争取PE、VC等模式融资外,政府也需要进行一场金融创新,那么发展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是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这一迹象表明,对于楼市调控的力度将持续从严,并有意向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推进。 房地产调控取得了成效是一个误区 今年1月下旬出台的新“国八条”,从限购、限贷、限价等多个角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半年来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北京中原地产根据全国房地产新建商品住宅指数分析,今年前5月所有限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均值为4.04%,非限购城市为4.89%。但在限购政策下,大量购房需求转向租赁市场。今年上半年各地租赁市场成交量同比增长普遍超过30%,租金涨幅普遍超过10%,租房比以前更贵了。综合来看,如何对上半年的房地产调控给予评价?若调控政策放松,房价是否会报复性反弹? 房地产泡沫已向全国蔓延 当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幅度被限购政策“刹车”后,众多开发商转至二三线甚至三四线城市,二三线城市随即出现“房价上涨过快”的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达到及超过5%的城市分别有44个、45个、42个、38个、33个,均为二三线城市。另一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销售额前10位的房地产企业,大部分销售额来自于二三线市场的布局。在楼市调控的力度将持续从严的背景下,楼市会有可能迎来供过于求的局面?降价促销是否将成为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主旋律? 求解中国经济“房地产化” 当前房地产调控为何会如此艰难?最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工具取向一直没有改变。被称之为“房地产平民代言人”的易宪容先生说,从2010年以来,政府看到房地产泡沫的危害及风险,也认识到房地产投机炒作对房地产市场及中国经济的危害,但是房地产政策的工具性不变,即从2003年以来,房地产业一直成了政府增长的重要工具。那么,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的关键时间点何时会出现?
国家统计局周六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6.4%,为2008年6月以来的最高升幅。 猪肉在CPI一篮子商品中所占的比重 CPI衡量的是一篮子商品价格的变化。其中,猪肉在CPI一篮子商品的食品部分所占比重约为1/3,占整个一篮子商品的比重为10%。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猪肉价格在6月中旬创下新高,达到23.6元/公斤,同比上涨62%。为什么猪肉价格的影响如此之大?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猪肉价格的涨跌? 散养户主导猪肉供求格局 国外经验表明:当规模化养殖占到市场的80%以上,猪肉价格就会趋于稳定,产业风险也将可控。在中国,截至2010年底,中国年出栏量为50头以上的养殖户规模,仅占所有养殖户中60%左右的比例。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约有6500万养猪场(户)。如果每户少养一头猪,全国就会减少10%的猪肉产量,可见散养户能量之大。在这一轮猪肉价格上涨中,组织化程度低是主要推手?面对6500万养猪场(户),政府如何进行调控? 紧缩政策导致猪肉价格走高? 在过去几个月里,央行一直在稳步收紧信贷以防CPI过快上涨。这就导致中国的屠宰场普遍缺乏营运资金,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现金从农民手中收购生猪。政府削减信贷的举措意味着屠宰场的营运资金更少了。因此一个悖论出现了,原本为了控制通胀推出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实际上降低了猪肉的供应量,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而食品价格上涨又成了通胀加剧的近因。那么,央行在维持紧缩态势的同时,应该对企业采取怎样的区别对待政策才能让避免调控出现误伤?
近日,企业战略专家姜汝祥撰文发问中国为什么30年出不了世界级企业家,在文中,姜汝祥先生谈到“之所以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还未有登顶者,之所以我们距离顶峰存在着现有的差距,最根本的问题来自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文化根基。”因此,尽管30年来,中国企业厉兵秣马、开疆辟土、高歌猛进,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真正迈进世界卓越企业的殿堂,成为舞台上的耀眼主角。对比世界级企业与企业家,为什么我们未能渡越到彼岸? 回归商业本源是追赶途径 姜汝祥先生认为“以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发展速度,诞生世界级企业与企业家是必然的,关键在于尽快弥补商业文化的深层次差距。”然而,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路径一直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正如朱敏先生在《中国官商结合模式的百年流变》一文中认为“这种传承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而有实质性的、彻底的变化。”那么,如此制度背景下,我们要追问回归商业本源的路径是什么?在这种让人们困惑的市场逻辑下,一些“带有原罪的红帽子企业家”依靠自我修炼就能成为世界级企业家? 中国企业唯有创新才有出路 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将“创新”列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但又有多少企业能够真正落实“创新”呢?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商业环境下,给企业家提供了太多的创富机会,同样也形成了太多的诱惑,正如价值中国近期采访的知名投资银行家陈敏先生认为“过去中国企业的成长模型一是拼胆识,二是拼资本杠杆率,三拼跨体制的寻租。这个成长的规模和速度可能会快,但成长的质量有问题,不可持续。”因此,中国企业在创新之前还要创新什么才能奠定世界级企业的土壤?
中国石油需求9年后达峰值 2011年6月26日,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在京举行,国际能源署(IEA)署长田中伸男表示,中国的石油需求将在2020年达到顶峰,之后下降,而高油价的风险迫在眉睫,国际油价今后10-20年将继续高企,2035年或涨到135美元/桶。 他认为,中印等新兴国家将需要更多的石油,对于21世纪全球能源趋势来说,中国还有亚洲的其他地方可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从全球的层面来看,中国的需求将在2020年达到顶峰,之后下降。此举意味着,在国内石油生产增速缓慢的情况下,我国将需要进口更多的石油,花费的金额也将更大,国际油价的动荡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成品油定价权改革争议多 长期以来,成品油定价机制因市场化程度不够而饱受“诟病”,国家发改委一直酝酿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业内研究员表示,目前国内的成品油市场“三桶油”占绝对优势地位,尤其中石油、中石化两家油企所占的市场份额在90%以上,民营油企完全是依附的存在,没有抗衡的能力。将成品油定价权下放给油企,当前的时机不到。否则,下放成品油定价权只会助涨高油价,让垄断企业受益,让消费者受损。 完善石油市场体系是关键 我国应当尽快发展石油期货来改善现阶段被动接受国际油价的形势。当务之急是要健全石油价格市场决定机制,使价格真正反映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有效解决供应紧缺和消费过度扩张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现代石油市场体系,建立健全能够反映中国市场需求的石油定价体系,全面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的竞争,增强中国应对世界石油市场震荡和国际油价波动风险的能力,是保障中国石油供给,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本月底,世界上一次建成线路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速铁路将正式开通运营。毋庸置疑,正如19世纪,铁路帮助英国和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必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高铁纠结 2011年6月13日,铁道部举行京沪高铁开通运营新闻发布会宣布,京沪高铁的最高票价为1750元,最低票价为410元;运营时速则从原来设计的每小时380公里,改为每小时300公里和250公里两种。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发展什么样的高铁才符合中国人的切实需要?是更快、更安全还是更经济? 高铁悖论 京沪高铁自从立项伊始,便一直波折不断。前后历时近二十年、三届政府。其投资总额从1994年预估的950亿膨胀到2200多亿,最终超过了三峡工程,创1949年以来中国单项工程投资之最。2200亿的投资额,让京沪高铁什么时候能收回投资?但如果很快盈利,人们会说高铁票价是暴利;如果说不能马上盈利,又会说没有考虑好投资回报,造成了亏损,没有必要建高铁。那么高铁带来的隐性价值是什么? 高铁冲击 根据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铁路建设投资总规模将突破5万亿元,营业里程将超过12万公里,将建成包括京沪高速铁路在内的“四纵四横”快速客运通道,以及覆盖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川渝地区的四个城际快速客运系统。这对民航来说真的是“狼来了”吗?对公路客运来说,高铁的运行又会对其有怎样的冲击?高铁能否改变中国的城市格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近期表示:今年的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既是经济任务又是政治任务,是中央政府向全国人民的承诺,是改善民生的标志性工程。各地必须在11月末以前全部开工。 保障房建设进度遭质疑 截至5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工340万套,占计划的34%,目前仍有6个省区的开工率不足20%。时间进入6月,离保障房开工大限11月底已时日过半,但全国仍有约70%保障房没有开工。那么保障房建设任务能否如期完成?即使如期完成任务,保障房真能解决人们的居住问题? 保障房建设是楼市的大跃进 任志强认为“如今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又进入了大跃进的时代,再一次重复着中国计划经济完全不顾及经济发展条件、不顾生产能力和不讲科学道理的错误。仅有地、有钱未必能完成这样一个大跃进式的目标任务。”要完成大跃进式的目标任务,除了地和钱,还需要什么?如何激励社会资本参与保障房建设? 劣质保障房保障谁? 保障房频频被发现质量问题。北京首个限价房项目旗胜家园,用手指轻轻一戳墙壁,灰土便纷纷下落;包头市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500多住户遭遇了墙皮起砂脱落的问题;长春市的保障房,也出现屋顶渗水、墙体裂缝等问题。南京、武汉、杭州、广州、深圳等地方,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保障房的回报率比普通商品房低得多,在现有体制下,所建成的保障房最后究竟会保障哪些人,谁会受益?
34年过去,高考从“独木桥”渐变“立交桥”,参与者也从“争抢铁饭碗”的功利到“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困惑。高考就像是一个万花筒,随着时间流转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60后”,生活于一个压抑克制的时代,而那个时代也赋予了青春特有的内涵,比如艰苦岁月里的纯美情感,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单纯质朴。就在1977年,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60后”的命运从此发生重大改变。对已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60后”,高考,再次点燃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高考,改变了他们的什么,他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70后”,伴随中国社会体制转型成长起来,受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影响,大部分“70后”注重理想、思想保守。他们善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善生活状况、改变社会;他们是务实、创造的一代。对将要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70后”来说,高考是一道通往理想的门……高考,改变了他们的什么,他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80后”,出生在一个相对匮乏、禁锢、单调的时代,成长于一个对商业社会深深戒备的环境中。随着“80后”逐渐长大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他们也开始学着独立思考和自主创造。就在99年,教育部一纸文件,大学扩招全面展开,高考在不同人群中有了不同的定位和期许。对艰难一代的“80后”来说,高考,还是一条改变命运的路……高考,改变了他们的什么,他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90后”,出生时已享受改革开放成果,衣食无忧;上学时迎来中国信息飞速发展的年代,眼界大开。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一代+全球化的一代”,而三年高中生活延长了他们的青春期,阻隔了他们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社会。对面临断乳期的“90后”来说,他们能改变高考什么,他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00后”,……
中国企业一直是公益资金的主要来源。据社科院《2011慈善蓝皮书》数据显示,2010年公益捐赠的总额超过700亿,其中国有企业捐赠达42亿元,民营企业在全年捐赠过亿的36个单笔捐赠中占到一半,而外资公司的捐赠超过1000万的比较少。显然,和人们的期望相比,企业的公益热情仍待进一步激发。如何看待公众对企业不断上升的捐款预期?限制中国企业公益的内外部环境是什么? 公众对企业公益应多一点宽容 社科院《2011慈善蓝皮书》指出,公众对企业公益的关注点还停留在具体的捐赠数字,而不太关注捐赠的执行效果,部分媒体也采用“捐赠竞赛”的形式,有些捐赠相对较少或者捐赠流程过长的企业,会被指责为“铁公鸡”。舆论压力会使部分企业选择不捐或者隐捐。应该怎样解释上述行为?质疑企业公益是公众应有的一个权力吗? 社会责任不是一种选择 社科院《2011慈善蓝皮书》指出,很多企业还没有发现捐赠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于缺乏专业的规划,企业往往把捐赠视为一种成本和负担,没有发现公益捐赠的战略意义。不能从战略角度看待捐赠,限制了企业的捐赠热情。如何看待公益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在落实自身公益社会责任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发展公益关键在产业链 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近日表示当前大家都把企业做公益的重心放在了如何融资,即如何捐钱这块儿。但是中国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像在公益事业方面已有200年历史的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所以不要急于去推动企业家捐多少钱。大家需要先一步步把这一领域的产业链建立起来。那么发展公益产业链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中国企业家的沉重 有人说,企业家不能把什么都揽到自己身上,弄得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干企业了。有人说,当企业家成为教父之日,就是企业死去之时。有人说,企业家的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还有人说,企业家就是要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以看出,在社会赋予、人们期待和自己承揽之下,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有些异化。那么,社会应该怎样对待企业家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缺少安全感的时代,企业家需要怎样的哲学? 矫正和回归迫在眉睫 要做好企业,企业家既需要仰望天空,又需要脚踏实地。然而,很多企业家选择了如评论家姚中秋所言的,“用物质主义之药治疗物质主义之病,试图用金钱去消解心灵的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因此,不少企业家开始信宗教,信佛或者做慈善,那么他们在成功之后,为什么尚未找到灵魂的寓所?中国是否必然经由宗教来改变现有的商业伦理? 信仰归来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企业界很少过问精神层面的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界在企业管理、商业伦理和财富观等各个层面上的功利主义盛行。因此,我们看到一名企业家能否最终成为“巨人”,更在于他能否成为“道德的巨人”。对于刚刚走出草莽时代的中国企业家们来说,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经营企业?没有信仰,一切价值观都将无所依托。在这个势不可逆的商业时代,中国企业家信仰的根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