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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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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市场上供不应求,一方面是社会上备受争议。似乎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品牌,像产自贵州腹地的茅台这样受到关注。

  茅台申请“国酒”商标通过初审

  长期以来,以“国酒”身份进行宣传的贵州茅台其实并没有取得“国酒茅台”商标,不过,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国家商标局近日初审公告“国酒茅台”商标。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此次公告的“国酒茅台”商标为4个,均为33类,注册号分别为 “8377467”、“8377491”、“8377511”、“8377533”。从公告中可以看到,前两个商标为汉字“国酒茅台”,后两个商标为“国酒茅台”的图文。四个注册号的商标使用类别为:果酒(含酒精);苦味酒;葡萄酒;开胃酒;蒸煮提取物(利口酒和烈酒);酒(饮料);含酒精液体;酒精饮料(啤酒除外);料酒;食用酒精。

  从公告中也看到,这四个注册商标申请日期为2010年6月9日。也就是说,从申请到通过初审,花了两年。自2001年到2010年,茅台曾先后9次提出“国酒茅台”商标的申请,除今年7月20日“国酒茅台”商标一审通过外,其他8次均无果。

  根据《商标法》规定,贵州茅台要最终拿到“国酒茅台”商标,还需3个月公示期,公示期间,任何个人和企业都可向商标局提出异议,如果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贵州茅台将成为法理意义上的“国酒”。

  追逐“国”字号商标

  除了泸州老窖曾经成功申请注册到的“国窖”和“国窖1573”商标之外,五粮液也发力“国字号”,在2005年取得“国五液”商标后,于今年6月9日正式推出了其首款“国字号”酒――“国五液”。

  水井坊此前也申请“国水井”、“国水坊”商标,不过,由于相关争议,这两个商标目前处于无效状态。泸州国粹酒业也于1994年申请注册“国粹”(第33类,即酒类)商标,并拿到了该商标,目前还进行了续展。

  与此同时,汾酒集团于2011年申请“国汾”商标,目前正在申请中。

  国家工商总局官网7月20日公布的商标初审公告显示,贵州茅台申请的4个“国酒茅台”商标通过初审,申请日期为2010年6月9日。根据《商标法》规定,贵州茅台要想最终拿下“国酒茅台”商标,还需经过3个月公示期。公示期间,任何个人和企业都可向商标局提出异议。

  国酒争议,同行们群起反对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阚秉华公开指出:“茅台申请注册 国酒 ,将影响到整个白酒行业,任何一个名酒企业都不会坐视不管。”

  四川一知名酒企高层称,茅台能注册“国酒”商标,他们也可以同样进行注册。如果茅台“国酒”商标最终获批,那么不久这个商标就会从高贵走向地摊,你会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中高端白酒都会挂上“国酒”的前缀。

  成都一家商标公司人士称,泸州老窖已经委托他们就茅台“国酒”商标事件进行应对。

  此外,五粮液一位人士也称,“国酒”应该是针对酒的品种而言的,相当于啤酒、红酒、黄酒,白酒就是中国的“国酒”,追踪到古代,那时的国酒其实是米酒。把“国酒”给予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品都是不恰当的。

  贵州副省长回应国酒茅台争议

  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8月9日表示,产品商标申请是企业和商标主管部门的事,不理解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波动,国字号商标也并非没有先例,希望得到更多理解。

  蒙启良是在出席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推介期间做出上述表示的,蒙启良一连用了四个不理解来回答记者提问,表示网上对于“国酒茅台”商标争议给与了过度关注。

  其一,贵州茅台申请“国酒茅台”商标是企业和商标主管部门行为,网上对于此事件关注度过高。

  其二,国字号商标早有先例,国窖1573同属于酒类品牌,但却唯有茅台申请商标引起如此大的波动,有点难以理解。

  其三,贵州茅台价格较高,但从另一方面考虑,奔驰等品牌市场价格也很高。对于消费者而言,茅台酒有其特点,不上头,喝了不影响工作,因此很多人追捧茅台,价格自然就贵。指责茅台酒价格过高感到不理解。

  其四,贵州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只有茅台等少数企业盈利能力较强,无论是贵州,还是中国,都需要一些民族品牌,为什么社会不能多给以支持?

  律师:有不正当竞争嫌疑

  国家工商总局《含“中国”及首字为“国”字商标的审查审理标准》中关于“首字为‘国’字商标的审查审理标准”中有明确规定:对“国+商标指定商品名称”作为商标申请,或者商标中含有“国+商标指定商品名称”的,以其“构成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缺乏显著特征”和“具有不良影响”为由,予以驳回。

  

  7月13日,雷士照明发布公告称,因待刊发股价敏感资料之公告,公司股票于13日起暂停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买卖。当日,雷士照明惠州、万州等工厂员工举行罢工,吴长江和阎炎接受媒体采访时都大倒苦水,雷士“内讧”大戏愈演愈烈。这些争斗对于更多的中国企业警示意义何在?企业家们需要反思的又是什么?

  反思1:PE与创始人关系如何定位

  雷士事件被外界解读为创始人与投资人的控股权之争。在投资界,一直有“投资企业就是与企业谈恋爱”的说法。成功结合并不就意味着美好的结果,这只是企业与资本对接的开始。一旦企业与资本情投意合,成长中的企业就有希望凭借资本输入的新鲜血液,在最短的时间内甩开竞争对手,一骑绝尘,而资本也将同时赢得不菲的收益。但如果是在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企业与资本开始同床异梦,则有可能迅速成为敌人,纠缠不清,反目成仇。赛富投资与雷士照明就是典型例子。

  然而,在控股权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更存在着一种规则、理念上的分歧和较量。与控股权之争的最后一战相比,这种分歧和较量更加频繁、更为深远,甚至贯穿企业与资本结合的始终。

  反思2:走向更现代,还是重归野蛮?

  几日以来,雷士争夺战一直占据着中国各大财经媒体的重要版面。

  这部现实版的商战片之所以引人关注,除了其显示了创投矛盾的经典模式外,还在于这场争斗的近身程度和连贯程度相当罕见。上一次,我们有这样的观感,还是在国美内斗的时候。

  从最早的“一案释兵权”,“拆梁换柱”,到其后的“香港密约”,再到那一记经典的“回马枪”,以及如今被认为是一次转机的“三方会谈”,博弈双方走的步步惊心,看客的心也跟着此起彼伏。

  只不过,每次争斗过后,我们这些“外人”总还是要思考:这些争斗对于更多的中国企业警示意义何在?在格斗阴影下的中国公司治理,是将会走向更现代,还是会重归野蛮?

  反思3:公众公司不应成为战场

  目前从网上的调查数据来看,舆论大多是支持吴长江的,人们骂阎焱不尊重企业家,而施耐德更是被看成一个鲸吞民族品牌、血洗董事会的敌人。辛辛苦苦创业,与员工一起打拼,吴长江的故事和理由是煽情和动人的。不过,吵架这种事是很难分出对错的,特别当吵架双方都是社会精英,阎焱和吴长江都不是那种轻易认错的人的时候,评价谁对谁错都显得为时过早。

  反思4:雷士照明事件折射公司治理困境

  无论是创始人吴长江,还是投资者赛富基金、施耐德,都不能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这也决定了当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时,双方的最佳选择是保持克制,在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寻求妥协、退让。

  一般而言,创业者在公司的决策权上拥有先天的优越感,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资本的意志。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1985年,因为自己的独断专行,乔布斯与投资方发生矛盾,被赶出自己一手创办的苹果公司。12年后,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一系列的创新演绎出了“苹果神话”。希望这个案例能给吴长江以及其他陷入类似困境的公司创始人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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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5日,《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结束了一个月的征求意见期,据悉收到了30多万条意见,超过个税修正案创下23万多条意见的记录。这一成果看似不错,却难言尘埃落定。

  7月下旬,《预算法》修订征求时间过半时,大部分人尚不知悉这一事实,学界也大多噤声,FT中文网发布了《预算法修订怎能“静悄悄”?》、《预算法修订为什么重要?》等文章,引起不少关注;那时,《预算法》草案获得征求意见不过四万条,在公共空间介入与推动下,随后半月内,《预算法》逐步成为新闻关键词,京沪各地也陆续召开研讨会,意见征求数也上演了 “冷热逆转”——换而言之,该草案充分引起关注的时间,不过半月。

  专家们对此次修正草案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它基本还是基于一种管理法案而不是制权法案,而他们认为预算法的基本含义应该是通过预算法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约束;也有人认为,该项修正案未能改变相关部门对预算编制等权力的集中度过高的问题,并将一些不合理的做法加以制度化。另一些赞许的专家观点则认为,修正草案进步很大,明确了全口径的预算管理,不给任何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留下预算外的空间。并且有新增的规定:“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还首次明确:“预算分为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

  坦白说,以上批评与赞许的看法,都是看待修正草案的视野,并不冲突,结合起来看,更能充分完整地理解修正案的进步与待改进之处。

  另外,还需要充实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相关的预算编制类目,比如可以考虑建立更广泛的社保预算,将社会保险金的管理纳入现行财政预算中的“社会保障和就业”这一项,为政府更好地承担社保、就业以及救灾救助、培训等职能提供条件。这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标志。

  这些积极方向的最终落地,最终离不开积极的监督制度完善。此次修正草案在监督方面的新规不多,各级人大的监督权需要积极完善。此外,虽然体制内的监督目前依然是主要的监督方式,但是,这与创造出更多外部监督的途径并不矛盾,比如社会监督应该被更宽容地允许。人们未来应该更容易地在网路或者相关部门查询到相关的政府开支的具体情况。只有开放与透明,才能更好地缓解各种张力。

  盯紧预算才能盯死“三公”,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中的锱铢必较,则更是在筑起预算监督的制度底线。草案征求意见的截止,或可以成为一个开始,逾30万社会各界意见的热情,需要继续接力对新《预算法》出台前的每一个细节做尽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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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里的人多想逃离出来”是7月A股市场投资者的真实写照,由于股市的持续低迷,投资者信心降到了冰点。昨天上午,一位证券公司客户经理小刘说了一个股市小段子:冷冷清清的证券交易所无人问津,好不容易有一人进来,张口就问:“怎么销户啊?”。小刘调侃称,7月股民见面,最常见的不是问“吃了没?”,而是问“喂,你去证券公司销户了没?”

  在经历了无数次“被折磨”、“狠割肉”的痛苦之后,少数股民对A股市场不再抱有幻想,拿着早已剩下不多的钱,纷纷选择了销户退出的道路。销户的现象在西安同样有,某证券营业部投资顾问昨天透露,“营业部每周平均有两三个股民销户。以前一年也没有几个,今年二季度开始变多,这些股民资金量一般几万元,大部分是2007年、2008年的时候入市的,入市之后只有亏的份,大多没赚过钱。有几个老股民是10年前开的户,之后成了休眠账户。还有些股民虽没销户,但上半年不进行任何操作”。

  据中登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近期A股市场销户数连续两月超三万户,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位股民销户离市。此外,半年时间僵尸账户激增超600万户,其中很多都是年轻股民。

  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A股市场散户新销账户数22.2万。专家认为,由于中国股市长时间没能给投资者带来正收益,散户弱市销户是正常行为。A股去“悲情”化倚赖经济运行走势以及投资者信心。

  对于当前A股应该如何去“悲情”化?业内普遍认为,需要倚赖经济运行趋势和投资者信心。银河证券分析认为,当前的市场低迷与投资者情绪密不可分,而情绪的极端低点或许意味着市场的低点。尽管疲弱的市场情绪恢复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信号支持,但稳增长政策仍有空间,政策累积效应将逐渐显现,随着经济运行逐渐显露出低位回稳的迹象,市场也有望从疲惫不堪的状态中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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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以来,IPO排队企业再添19家“新丁”,比IPO更繁忙的是上市公司独董。学界名人、退休官员、行业权威纷纷跑马圈地,涌现出大批按上限兼职的“劳模”独董。现行独董制度带来的种种乱象和弊端,还在发酵、放大——截至7月10日,本报统计的7月份13家IPO排队企业中,有6位独董按上限同时在5家企业任职。

独董不“独” 七成企业独董兼职

同时在数家上市公司兼职独董,有的横跨大江南北,有的横跨数个行业,网友戏称“他们比杜甫还忙”。人大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徐经长曾因身兼6家上市公司独董,超过证监会5家公司的上限,而被评为“最忙独董”。在徐经长兼职“泛滥”被曝光后,独董们很默契地将兼职数量控制在了5家这一上限内。

 独董有“毒”

不怕独董当花瓶,就怕独董当害虫。今年5月24日,证监会通报曝光了一位借内幕消息赚钱的独董。消息显示,曾任中信证券研究部质量总监、电力行业首席分析师、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杨治山,因涉嫌漳泽电力(现名*ST漳电)内幕交易案,目前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去年6月7日,漳泽电力宣布即将重组。早在2011年4月中旬,杨治山在履行工作职责中知悉同煤集团与漳泽电力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随后,杨治山借“李某”账户共买入268.25万股漳泽电力,买入金额约1500万元。

无独有偶,今年6月,陷入财务造假风波的上海医药召开股东大会,3名独董集体缺席,为此上交所向其发来监管函,要求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独董”为何难独

为何在欧美发达资本市场功能彰显的独立董事制度,一经引入我国即长期水土不服?这从表面上看,自然与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密切相关,在一股独大之下,大股东基本决定了独立董事的提名、聘请、薪酬以及连任等事宜,这种错位的格局之下,真正秉持独立董事职责、敢于逆大股东意愿、从而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自然是微乎其微。而与我国一股独大为主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相比,欧美发达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则相对股权分散,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其独立董事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力量。此外,欧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必须接近所有董事人数2/3的要求,亦比我国不少于1/3的要求严格许多,从而在人数上确保了独立董事的话语权。

出路——建人才库 独董由第三方委派切断利益链

要使独董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重庆某上市公司独董毛教授认为,必须建立中立的第三方机构,由机构指派独董任职。

他建议,第三方机构可将所有的独董资源建成一个人才库,然后根据上市公司的需要以及独董的专业领域,指派相应的独董。同时,上市公司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不能拒绝第三方机构指派的独董。毛教授认为,只有让独董更加职业化,才能保证独董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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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2%,不但与上月相比涨幅暴跌,而且创下29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食品价格同比涨幅仅为3.8%,影响CPI总水平上涨约1.02个百分点。而作为一直拉动CPI的主要动力之一的鲜菜价格也迅速下降,从上月同比涨幅31.2%,下降到本月的12.1%。

  纵观上半年物价走势图,无论是“猪周期”的再次爆发,还是成品油价的涨跌起伏,数字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仅有结构性涨价因素,也有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变化。

  今年以来,中国物价涨幅震荡下行的趋势日渐巩固:1月份因春节因素食品价格推高CPI至4.5%,节日因素之后的2月份增幅大幅回落,到了3月份再因低温天气影响推高蔬菜价格而小幅回升,4月份后又因鲜菜价格快速回落及成品油降价调降带动CPI持续下降。

  在物价温和上涨的因素中,人力、原材料等成本推动,以及资源价格改革是两大重要“推手”。

  长期以来,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上涨程度不一形成的“剪刀差”越拉越大,不但抑制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造成部分种类农产品结构性短缺,而且阻碍了农民增收的步伐,成为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障碍。

  在财税空间方面,降低企业税费支出,给企业留出一定的利润空间;在投资空间方面,近日一批事关民生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获批;消费方面,继有关部门下放支持节能家电消费的财政补贴后,专家认为还有进一步提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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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北京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昨天(7月1日)率先在北京友谊医院启动。试点第一天,记者调查发现,启动医药分开、取消了15%的药品加成后,药价确实降低了。但同时,医院取消挂号费、诊疗费以后,新设立的医事服务费,却成为矛盾聚集的焦点,让人欢喜让人忧。

  以往患者前往友谊医院就诊,需要缴纳的挂号费和诊疗费有5元、7元、9元、14元四个档次。试点开始之后,北京友谊医院取消原来的挂号费和诊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医事服务费分别按患者在普通门诊或专家门诊就诊收费,普通门诊每人每次42元,知名专家每人每次60元。急诊62元。但由于医事服务费已经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医保定额支付每人次40元,因此医保患者实际上普通门诊每人每次只需要2元,副主任医师20元,主任医师40元,知名专家60元,急诊2元。

  试点后,若没有医保卡,那么各类医事服务费会相应增加40元,一名患者问诊知名专家需要支付的医事服务费为100元,而现在实行的挂号费则不问患者有无医保卡。也就是说,医药分开后,一名外地患者可能最高缴纳的医事服务费较目前的挂号费提高了80多元。

  据了解,在2010年和2011年两年中,友谊医院的药品加成创收分别为1.1亿元和1.26亿元。从7月1日起,将对医院的1500多种药品全部以进价销售,从此医院不再和药品有任何关系。

  医改后对医院的绩效考核主要放在对医院的满意度、预约就诊率、医疗纠纷发生率、次均费用、平均住院天数等11个指标,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公立医院的收入将主要取决于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技术、水平、态度,取决于患者是否满意。

  另外7月上旬,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将相继组建理事会;在付费制度改革方面,友谊、朝阳、同仁、积水潭等4家医院将进行总额预付试点,其中友谊、朝阳2家医院将试点住院按病种分组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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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十二次元首理事会于6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上合组织进入第2个十年的首次峰会,在这个年轻的地区国际组织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历史,特别是重大历史往往是瞬间创造的”

  作为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此次会议在达成多项成果的同时,也将这个有些特殊的区域组织带向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而中国在其中,自然也面临着无形的挑战。

  面向未来十年,上合组织都提出了重要的发展规划。在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之后,上合组织的目标路线日渐清晰。这个“结伴而不结盟”的地区合作组织,正在逐渐成为地区合作的新典范。

  中俄“双核心”

  地理上,上合成员国大都与中国接壤,这也是中国倡议并加入该组织的天然理由——维护周边安全及稳定。然而在历史和文化上,上合成员国则全部是前苏联国家,官方语言是俄语,尽管对俄罗斯崛起存在相当的警惕,但仍摆脱不了对于“前主”的归属感。俄罗斯在上合区域的军事影响力也在中国之上,远水不解近渴,成员国自会掂量威胁与依附的关系。

  中国的优势则来自经济实力,中国与上合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从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的121亿美元上涨到了2011年的1134亿美元。同时,除俄罗斯外,上合成员国都是内陆国家,缺乏港口,国内货品的运输需要依靠与中俄建立稳定的交通管道,而中国的地理条件则更加优越。此次峰会期间,成员国领导人也在商讨签订关于成员国政府道路交通便利化的相关协议,在经贸关系中可为未来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也正是“双核心”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个组织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如果要找什么标志性的符号可以代表上合组织的内涵,那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红地毯上握手的照片。”半岛电视台这样报道。

  西方“眼中钉”

  中俄在上合内部的地位争夺不会停止,但合作也是必然。无论如何,上合组织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其成员国中既不包括美国,也不包括美国的任何一个传统盟友的国际组织。而其所处的位置连接欧亚大陆,西接伊朗,中含阿富汗,南邻印度和巴基斯坦,东至朝鲜、日、韩。一眼望去,都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眼中钉,可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虽然现在的上合组织合作方式仍略显初步,但长远来看,它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重点关注”的对象已经成为必然。看看成员国的构成便一目了然:中国、俄罗斯自然不必说,一个是现在的最大对手,一个是当年的头号强敌;其他成员国也都有着前苏联的影子,虽然吉尔吉斯斯坦遭遇了颜色革命,但地域的影响力仍旧来自北部的俄罗斯;观察员国中的伊朗与美国势不两立;巴基斯坦则在本·拉登被击毙、窝藏恐怖分子等问题上彻底伤了美国的心;阿富汗更是凝聚了美国十年的血和泪,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就连上合的新对话伙伴国土耳其也是和美国若即若离。对这些国家形成的组合,美国的脸色一定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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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5月31日电 “目前国产乳制品、特别是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状况是历史最好时期,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28日报告中提及的上述内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质疑声不绝于耳。

  三年前,中国乳制品行业遭遇三聚氰胺重创,几大乳业巨头均告亏损。时至今日,虽然阴影渐渐远去,但国内乳品质量安全事件仍频频见诸报端,消费者对于国产乳品的信心仍然不足。

  质疑一:“历史最好时期”有何依据?

  针对“历史最好时期”引发的争议,5月30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做客中新网视频专访时表示,这种结论的得出,是近三年来中国乳业进一步整顿改造所取得的成功。第二,根据近两年来技术监督部门和相关机构对市场上销售的婴儿配方奶粉进行监督、抽查,合格率超过了99%。“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我们婴儿配方奶粉的质量是历史最好的时期。”宋昆冈说。

  质疑二:乳业协会有权下次结论吗?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虽然名头大,但其性质还是类似于“牙防组”,靠收取企业会费与推荐产品评奖来生存的,每个乳企每年至少要缴4000元会费,推荐产品或评奖则更多。显然,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已失去独立性,应该进行利益回避,其发布的质量报告缺乏公正性和公信力。

  质疑三:我相信了,那现在的奶粉到底有多好?

  按照中国最新奶业安全标准,据相关资料,蛋白质含量由原标准中的每100克含2.95克,下降到了2.8克,远低于发达国家3.0克以上的标准;而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标准却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

  所谓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质疑五:为何我国生乳标准远低于欧美?

  “内部待议稿上显示,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先后四次参加乳品标准制订讨论会的几位专家向《人民日报》透露了乳品新国家标准的制订过程。专家们均表示,并不清楚乳品新国家标准最后阶段如何操作,送审稿关键性标准为何翻盘。

  这让公众“大开眼界”,也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尽管乳品新国标已于2010年实施,但争议不断。消费者并不完全信服的原因,一如这则报道所揭示的,标准出台的程序晦涩而不透明,让少数几家企业主导,而无视公众的声音,以至标准本身难以让公众信服。

  结语

  奶粉质量是否“历史最好”,消费者才最有发言权,市场才最有评判权。作为乳业协会,现在还不是评功买好的时候,更不是号称乳品合格率99%的时候。如果真的如乳业协会所说乳品质量合格率达到了99%,那么乳业协会也要竭力去找那1%的不合格,给市场及广大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现在,中国消费者舍近求远、费尽精力、金钱,千里迢迢地抢购“洋奶粉”本身就是用脚投票。在此情境下,突然来了个“历史时期最好”和“合格率最好”,只能招致消费者的不满。

  

  
 

     《舌尖上的中国》:才下舌头,又上心头

  短短几天,《舌尖上的中国》成了微博上的话题王,分分钟都有网友在以“舌尖上的中国”展开话题。有人说它是“吃货超级指南”,有人说它给了自己最多感动。

  《舌尖上的中国》是国内第一次使用高清设备拍摄的大型美食类纪录片,但比起片中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画面,这部纪录片更为人所称道的是它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这一点,在《舌尖上的中国》的海报上也有体现既是筷子与肉,又是远山近水与轻舟。美食,和美食背后的人与事,无不散发着浓郁的中国韵味。

  5月22日,当最后一集《我们的田野》在优美的画面闪回中徐徐落下帷幕,微博上,一位网友恋恋不舍地写道:“我们以复杂的心情品味从江的糯稻梯田、新米节、炜酒和长街宴;品味獐子岛海洋牧场里的海参、鲍鱼、海胆和扇贝;也品味日喀则的青稞酒、糌粑和望果节……以食材始,以土地终,视觉的盛宴在吃货们的不舍与惆怅中完美落幕。”

  很多人从《舌尖上的中国》体会到一种幸福的感动,“看着笋挖出来,火腿吊起来,渔网里闪闪发亮,揭开蒸笼白花花、冒着蒸汽的馒头,拉面摔打在案板上的脆响……都让人激动得落泪。多可爱的中国!”

  舌尖的滋味弥漫浓浓乡愁,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遗憾的是,片中的很多传统美食已经慢慢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一些古老的制作工序和习俗已经被工业化生产方式逼退到边缘,比如香港大澳的阿婆做的虾酱。还有一些美食的制作工序则随着老辈人的离去失传了。

  “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原有的大家族也在发生变化。通过吃食的故事,来展示普通中国人的人生况味,《舌尖上的中国》因此有了一层厚重的历史感。”总导演陈晓卿说。

  在沈宏非看来,集体怀旧说明有些东西正在远去,“食物是民俗的重要载体,很多节日是因为有一样专门与之对应的食物而较为永久地保存下来。当农业社会充分转型到工业社会之后,聚居改为分居,厨房从合用改成独用,超市取代了菜场,有一些‘从前的美味’就会不可避免地渐渐消失。”

  为什么一部关于吃的纪录片会火得如此一塌糊涂,让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谭飞先生总结了一下,认为有这些原因:

  一、中国经济发展,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自然会更关注味觉,关注美食;二、这部纪录片拍摄精心,花了主创不少功夫,按照欧美流行纪录片拍摄模式,用碎片式的叙述方式来介绍美食,契合现在观众的观赏习惯;三、央视一套提供播出平台,而以往此类纪录片一般在纪录片频道或十套播,受众有限,此次平台调整,让更多观众有机会欣赏,影响面大幅扩展;四、新媒体的助力,央视的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接受采访时坦言:“舌尖”的成功,网络推动作用力很大,很多人在微博上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制片人陈晓卿在新浪微博的粉丝数超过16万,其中更有许多名人粉丝,经过口口相传,一条节目预告的转发率和评论率就相当可观。配合纪录片每天一集,每集一个主题的讨论,更是形成了持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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