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或许预见到了这个问题，他是那个时代国家政治活动的密切关注者。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各国备受经济悲观主义困扰时，欧洲已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100多年的阶级斗争。150年的工人运动和革命造成的威胁，就像幽灵一样时刻萦绕在精英统治者的心头。这场进步运动似乎站到了有利于劳动者的一边，工人一次次发挥影响并获得胜利：他们获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把公民权扩展到无产者和妇女，甚至建立了面向劳动者的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时，工人阶级在针对雇主的权利斗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此时的战后西方社会，各国也在蓬勃发展，大量经济活动得到管理，富人需缴纳很高的所得税，政府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待遇。

　　但是后来的政治风向很快又开始转变，技术进步和贸易逐渐掏空了劳动党派的力量。战后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中产阶级，其代表形象是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白领阶层。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7等知识分子主张建立不同的、更具市场导向性的经济。最终，随着二战后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的谢幕，以及70年代低增长、高通胀时代的到来，国际政治舞台开始风云变幻。

　　对于这场政治转型，一些国家的表现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全面。在欧美国家中，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富人纳税税率开始下降，政府放松管制，实施经济自由化，以劳动者为主的政治势力显著收缩。在北欧诸国，政府也在大力实施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但保留了全民福利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高税率政策。欧洲大陆各国，如法国和德国，采取的是中间道路，一方面实现经济自由化，削减国家福利；另一方面保留了英国和美国曾经赖以生存的干预机制和再分配系统。

　　我们这一代工作者大部分出生在这一政治变化开始之后的年代，对于工作的理解显然继承了这种长期斗争的意识。我们的工作观基本上是积极向上的，认为工作既是经济上的必需又是道德上的裨益。我们认为，投身工作可以为社会带来稳定的秩序。它让人们有事可做，让工作者感觉到有益于社会和个人家庭幸福。它对收入的分配，尽管并不能让每个人都如愿，但仍可以让大多数人接受，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此外，它还能鼓励人们寻求那些个人擅长且愿意进行技能开发的工作领域。总而言之，它能维持整个世界的良好运行。

　　但是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清晰地发现这段历史仍未结束，围绕经济增长的政治斗争也没有结束。在经济自由化几十年来努力塑造和发挥影响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改变了工作者的经济角色。这一时间和进程，在繁荣社会可享受的成果以及（目前状态下）可提供的成果之间拉开了显著的差距。新的政治变革正在前方时隐时现。

　　为劳动力充裕时代创造社会变革，这意味着历史斗争的重演。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某些观点新颖，某些观点不过是故纸堆里的老玩意。这是一场关乎每个个体的斗争：天天没事做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教育孩子追求幸福生活？怎样才能满足家庭生活的所需？此外，这也是一场关于社会的斗争：政府应当怎样向富人征税？20多年收入未曾增长的中产阶级，国家对他们有何亏欠？发达国家是否欢迎来自其他国家、希望寻找幸福生活的新移民，或者那些希望在贫困地区向富裕消费者销售产品服务的企业？（反之，贫困国家是否应被动接受孤立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向富裕国家的倒戈呢？）如果我们无法让孩子理解工作的意义和特性，怎样才能保证他们的精力会得到正常宣泄，而不是沦落到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或社会虚无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