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分工，人类恐怕至今还徘徊在刀耕火种的蒙昧时代。所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即《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第一部分，写的就是分工的原理，他充分肯定了分工对增进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但是，没有货币的出现，分工就绝无可能。因为分工意味着交换的必然，而交换的成功，如果不以货币居间，而是直接的物物交换，那么交换成功就只能凭运气。货币使得交换润滑、顺畅，分工因此得以扩大，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技术发明得以加速出现。

　　很多东西司空见惯，就不觉得它们重要。如空气、水和阳光，以及亲人的关爱，就常常被忽略，但它们的重要性无以复加。货币作为计价单位的作用，就是这样润物细无声的。如果不以货币计价，每种商品的“价格”，就要用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比例来表示，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多，价格将多得数不清，交易没法达成。货币让每种商品只有一个价格，交换就简便多了。

　　再比如保险，如果没有保险，个人和家庭的突然变故，无论天灾还是人祸，都可能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但有了保险，让一个大的人群，分担个人和家庭的损失，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轻悲剧的痛楚，减少社会的震荡，社会可如常向前。如胡适先生所说，保险是很积德的事。

　　比如期货市场，它最初的功能就是稳定生产者的成本。没有期货市场来锁定生产的成本，生产就只能时断时续，社会生活就安定不下来。有了期货市场，生产者就能专注于生产本身，把成本变动的风险交给金融市场分散，这难道不是为人民服务？

　　人人都知道大学的重要性，几百年来，大学是人类文明衣钵的主要传承者，是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文明的主要策源地，但是正如宗教场所需要得到捐献才能生存一样，大学也要源源不断的巨大的资金支撑。

　　美国的一流大学，包括哈佛（Harvard）大学、耶鲁（Yale）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等，都有基金会，拥有可观的金融资产，并聘请金融专家打理。没有高薪，大师和大牌教授怎么会屈尊来这些私立大学传道授业？安贫乐道那是老皇历了。没有资金投入，哪来气派的大楼，那么多优秀学生怎么能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大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就曾是剑桥大学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呢。

　　很多人总是以为，只有出大力、流大汗的劳动和事业，才有价值。比如种地、打工，或从事制造业，总之生产实实在在的东西才好，而金融这种虚拟的产业，并不创造价值。这是一种严重的误会。

　　我常常说，勤奋工作，有时是为了逃避更艰苦的脑力劳动，乃是一种真正的懒惰。这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实实在在的产业。即使种地，也需要种子、农药、化肥、耕作技术、土壤改良，这些都不是靠“汗滴禾下土”就能自己跑出来的，而必须靠科学。

　　单纯地制造一件东西，非常容易。中国现在就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但是，制造什么？如何制造？却不是制造者说了算。苹果手机（iPhone）虽然大多在中国制造，但不过是组装罢了。其研发、设计都不在中国，主要的利润也不在中国，这是因为制造太简单，流水线上的工人重复几个动作就是了，我们会，别人也会，比如墨西哥人、越南人、巴西人，但研发却是少数人才能做的。苹果手机是天才的、划时代的产品。

　　单单出大力、流大汗和重复的体力操作，是不能开创新世界的。能开创新世界的劳动，都是表面看起来轻松的科学家的工作。而科学的背后是投资。比如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是要花大价钱的。谁敢把钱花在听起来不靠谱、成功可能性不大的“天方夜谭”上，比如乔布斯（Steve Jobs）关于iPhone的设想？只喜欢实实在在的人，怎么会舍得投资这些古怪的想法。但有人就敢，他们就是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