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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传:现代经济学奠基者的一生》

《萨缪尔森传:现代经济学奠基者的一生》

2020/10/14 11:53:23
  尽管萨缪尔森自称天生就是一名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学一见倾心,但这位早熟的经济学家并未完全定型。青年时期的萨缪尔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而是试图把数学理论和完全植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的、不那么抽象的经济学思想(它们中的很多都可以归入“制度主义”范畴)融为一体。在试图重现一个其经济学思想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正统”的经济学家的过程中,我可能有点走过了头,但我认为,为了使青年萨缪尔森像如今声名卓著的成年萨缪尔森那样得到人们更多的解读,我有必要冒这个风险。1948年以后的萨缪尔森究竟在哪些方面显著改变了他的思想,将是下一卷讨论的问题。


  如果没有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的支持,我不会开启这个项目;基金会给我提供了一份重大项目研究资助金,让我在2011—2014年的三个学年得以从我的全部教学和管理职务中脱身出来。我要感谢基金会和伯明翰大学经济学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支持。然后,我要衷心感谢杜克大学的档案管理员威尔·汉森(Will Hansen)、伊丽莎白·邓恩(Elizabeth Dunn)和他们的同事,他们在工作职责之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系统地阅读了那里收藏的萨缪尔森的许多论文和其他资料。我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档案室花了大量时间,那里的工作人员允许我阅读许多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感谢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和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保管员。迈克尔·阿伦森(Michael Aronson)帮我获得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存档的论文资料。奥拉夫·杰克霍尔特(Olav Bjerkholt)、胡安·卡瓦哈利诺(Juan Carvajalino)、比特丽斯·切里耶尔(Beatrice Cherrier)、巴德·科利尔(Bud Collier)、卢卡·菲奥里托(Luca Fiorito)、戴维·莱德勒(David Laidler)、戴维·利维(David Levy)、戴维·米奇(David Mitch)、佐藤保西沢(Tamotsu Nishizawa)、马克西姆·德玛莱斯—特伦布莱(Maxime Demarais-Tremblay)和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等人,也协助我获取了许多档案资料。安德鲁(Andrew)和瑞柯·弗莱(Reiko Fry)帮我翻译了日文版的都留重人(Shigeto Tsuru)自传的相关资料。


  此外,我尤其要感谢一些最接近萨缪尔森的人。在项目开始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慷慨地投入大量时间阅读了许多章节,并提出宝贵建议。我还从与罗伯特·毕晓普(Robert Bishop)、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和詹姆斯·波特巴(James Poterba)的交谈,以及与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亨利·曼内(Henry Manne)、芙洛·康韦(Flo Conway)和吉姆·西格尔曼(Jim Siegelman)的电子邮件往来中受益匪浅。我欠贾尼丝·默里(Janice Murray)一个巨大的人情,既因为她的慷慨帮助,还因为她在杜克大学把萨缪尔森的论文存档之前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她帮助我纠正了许多错误。萨缪尔森家族的成员,特别是玛妮·克劳福德·萨缪尔森(Marnie Crawford Samuelson)和安妮塔·萨默斯(Anita Summers),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信息。


  斯蒂文·米德玛(Steven Medema)、佩里·梅尔林(Perry Mehrling)、玛丽·摩根(Mary Morgan)和罗伊·温特劳布(Roy Weintraub)辅助我规划了该项目并在前期提供了重要支持,罗伊在麻省理工学院组织了一次经济史会议,聚集了很多对我有帮助的人。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史研究中心的朋友们一直非常支持我,他们也是书稿中一些章节的批判性读者。凯文·胡佛和凯瑟琳·胡佛(Kevin and Catherine Hoover)夫妇给我提供了住宿,让远离家乡在档案室工作的我感到更加亲切自然;往返于校园之间使我有机会在凯文的督促下,更仔细地去思考我发现的一些资料。凯文还阅读了整部书稿(考虑到它比成书粗糙得多,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指出了不计其数的错漏和写得很糟的地方。比特丽斯·切里耶尔致力于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她一直是我忠实可靠的求助对象;杨·吉劳德(Yann Giraud)亦然,他专注于研究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萨缪尔森在鲍曼委员会(Bowman Committee)工作的内容以及他和鲁珀特·麦克劳林(Rupert Maclaurin)合作的内容,取材于我和哈罗·马斯(Harro Maas)共同撰写的两篇论文。也许最大的亏欠(这么说是因为我亏欠别人甚多)是斯蒂文·米德玛,他在我写好每一章后几乎很快就读完它,提醒我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后续内容给我提供了无穷的思路。他还对整部手稿给出了详细评论,纠正了一些细节,提出了若干新问题,并促使我以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组织材料,然后他还会对第二稿发表评论。佩里·梅尔林对我理解阿尔文·汉森以及他和萨缪尔森的关系帮助颇大,胡安·卡瓦哈利诺同我分享了很多他的博士论文中关于埃德温·比德韦尔·威尔逊(Edwin Bidwell Wilson)和萨缪尔森的宝贵观点。罗伊·温特劳布帮助我思考数理经济学和如何处理萨缪尔森的犹太人身份问题。我还获益于匿名读者对手稿的评论,以及那些在会上引用到书中材料的研讨会和与会者。但我并未采纳所有这些建议。尽管我也很想把书中的优点归功于自己,把书中的缺点推脱给他人,但任何错误都是我的责任。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妻子安(Ann)不得不忍受过去5年我对萨缪尔森的痴迷,而且这种痴迷未来可能尤甚。


  感谢罗伯特·C.默顿(Robert C. Merton)允许我引用萨缪尔森和他合作撰写的论文;感谢日本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经济研究所允许我引用都留重人的论文;感谢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特藏研究中心允许我引用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的论文;感谢哈佛大学允许我引用其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感谢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允许我引用其馆藏资料。


  本书手稿利用Scrivener软件写就,这使写作过程变得简单许多。在处理我从档案馆拍摄的数万张照片、将每张照片转换成PDF格式并进行搜索方面,苹果公司Mac电脑的数据库程序Devonthink起到巨大作用。索引等则使用Sente软件处理,我用它来给手稿和出版物进行分类。


  导言


  保罗·萨缪尔森和现代经济学


  1947年12月28日,在芝加哥的尼克博克酒店(Knickerbocker Hotel),即将离开学术界去美国参议院长期任职的美国经济学会(AEA)主席保罗·道格拉斯,把学会的第一届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授给了保罗·萨缪尔森。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授予40岁以下公认对经济学做出巨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它标志着萨缪尔森已跻身新一代美国经济学家佼佼者行列。道格拉斯称,萨缪尔森“对就业、生产、分配和价值理论做出了极具影响的贡献”,他本可以在这一长串的贡献中,加入消费者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福利经济学。1 3个月前,哈佛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一本以萨缪尔森1940年年仅25岁时撰写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书,书名《经济分析基础》揭示了他在经济学上的雄心壮志:提供一个之后所有的经济分析都可以据此展开的分析框架。获奖5个月后,萨缪尔森在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出版了教科书《经济学:入门分析》(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在这本书里,他重塑经济学的抱负再次得到了证实;这本书几乎囊括了美国大学经济学教学的所有领域,并且给萨缪尔森带来了巨额财富。


  在接下来的30年里,萨缪尔森的雄心壮志显然变成了现实。到1970年,他在《经济分析基础》中所发展的技术已经成为研究生课程的核心内容,他的入门级教科书也出到了第8版,多年来一直主导教科书市场。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辛勤耕耘,极大地推动了一个只专注于向工科学生教授基础经济学的院系,使其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的经济学院系之一。萨缪尔森还成了一个著名的经济时事评论员,定期为各大报纸撰稿,他的许多文章在世界各地同步刊载。他曾担任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的经济顾问,且被认为是在后来人们所称的黄金时代占据经济政策主导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的美国领军人物之一。1970年,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因为他的科学研究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为提高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准做出了积极贡献”。除了那些认为自己更有资格的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想必都会支持这一评价。“萨缪尔森”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学领域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萨缪尔森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时,年仅32岁。尽管他尚处于一个极其高产的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但这个奖项和他的两本书的出版,以及他被评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标志着他的经济学思想和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得以确立。这一阶段构成本书的重要主题,即从1932年开始(当时他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至1948年结束,在这16年间,经济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著名的便是“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它涉及一种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实施的、与国民核算中的一场革命密切相关的新的经济思维方式。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数理经济学和使用形式化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的经济数据分析,由少数经济学家关心转变为在经济学中居于稳固地位。美国经济学也从一门缺乏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框架,以及“制度主义者”(他们试图把自己的思考建立在可靠的数据上)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抽象数学理论的作用更大)之间存在分歧的多元化学科,转变为一门“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占主导地位的学科。2在这些发展过程中,萨缪尔森起到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理解了他的学术发展脉络,也就理解了这个剧烈变革时期一些最重要的发展脉络。因此,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既和萨缪尔森有关,又和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经济学转变有关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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