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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战略

刘世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战略

2021/10/21 17:04:07
  


  进入2021年,中国经济初步从新冠疫情的困扰中摆脱,经济增长速度接近潜在增长水平。过去的一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中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而这一成绩是在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冲击、五十年最差的中美关系困局背景下取得的。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力、动员能力,人民群众的团结、大局观、守纪律,都至为紧要。同样不能忽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造就的市场经济行动能力和物质基础。可以举两个例子。2020年疫情初来之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学者都预计外贸出口将会受到极大冲击。但实际情况是,2020年的进出口增速达到1.9%,其中出口增速达到4%,外贸占世界的份额再创历史新高。面对疫情冲击引起的需求缺口,中国企业表现出非凡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增长韧性。中国企业的出口增长,很大部分是由于其他国家供给能力跟不上“补缺”形成的。另一个例子是疫情焦灼之际,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分享到电商平台提供的及时而丰富的产品,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下降。而电商平台的背后是先进的数字技术、支付信用体系和遍布城乡的物流体系。不难想象,如果放在改革开放前,仅靠几家国营商店,遇到如此大的疫情冲击,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无疑,疫情是一场压力测试,它使人们看到了正常时期看不到的中国市场体系和技术体系的深层力量。


  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系列研究成果原定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议题,由于情况变化,转为讨论战疫增长模式。在考虑2021年的主题时,我们决定延续去年定下的议题,因为找不到放弃这个议题的理由。事实上,经过2020年的战疫增长,研究这个议题的必要性、迫切性增加了。我们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这本《新倍增战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难处何在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之所以重要,首先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相关。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在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都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收入差距过大,没有形成足够规模且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反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都保持了较小的收入差距。由此,李培林等人提出了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认为如果不能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问题,也就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就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跨越期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首先是增加消费需求,对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已由高速转入中速,投资、出口对增长的重要性下降,消费和服务业逐步转为主导性增长力量。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边际消费倾向高(相对于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的部分,成为扩大消费容量进而拉动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扩容,前提是能够实现收入增长,使这部分人由低收入行列脱颖而出。有论者谈论如何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意愿,似乎低收入阶层消费水平低是由于他们不愿意消费,这并不符合实际,其主要限制因素仍然是收入水平低。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通过再分配,但在总体和长期层面,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要靠他们自身创造财富能力的提升。所以,在增长视角下,对有潜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那部分来说,他们不仅是消费者,更重要的应当是生产者、创新者,在这几种身份之间建立起可持续的循环。他们首先是生产者、创新者,创造出社会财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加消费,并为下一轮生产和创新营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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