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都是为了挣钱，争权夺利，还有人在为中国的文化在这里思考，我发现老徐是搞经济研究的，花了这么多的精力来搞这么一个会议，确实很难得，刚才他们谈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当前都去奔钱的问题，怎么能摆脱这种情况，我们中国儒家传统，儒家就是说在过去我们中国的社会，对财富的问题，也是。我的传统子路（音译），孔子所说的，能和穿狐皮大衣的人就是我们子路，特别是到商界，都是领带、轿车，比阔绰。这点我非常有感触，中国怎么能再恢复，现在对儒家大家有很多话说，儒家是一个独尊儒术的产物，大家很反古，我批统治阶级利用专制搞独尊的东西，我不要独尊，我做了演讲，揭开中国国学新面目，恢复到先前的百花齐放的样子，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建立，大家平等平气、互相尊重的文化，我写了一篇文章，一大堆文章传过来，骂国学、反国学的，也说孔子不好，我说这也不对，大家都要互相尊重，坐在这里，都说话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真正失去了中华文化传统最大的悲剧，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就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实际上我们正在做很多中国国学的内容，一个电视台邀请我们，先讲墨子，后讲管子，中国就是到了战国的时候，从管子流传下来的文化，后来如何被儒文化取代了。最早就是管文化，大家看管子，是我下一个节目要讲的。

　　我就感觉中国要恢复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要找一些好的东西，老徐讲的这么多，最根本的东西，一个是讲自私的问题，大私的问题，中国是不是一个自私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公的国家还是自私的国家，有谁来判断，凭什么来判断，中国是一个大私的国家，中国的自私还不仅是一个小的自私，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自私，在这里有一个大私的情况下，有很多的自私，就像今天冒出这么多自私自利的情况，这个大私就是我们封建皇权专制，就是君主专制，把整个天下所有财产、所有资源，都归国家，中国如果不把这个大私克服掉，现在垄断了，不仅是财富，最主要是权利，权利挡天下，这是最大的大私，和现在我们民主格格不入的最主要是这个问题，中国尽管有大公，大公和大私配合起来了，中国文化历史上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局面。但是我感觉到很矛盾，没有这个大私，中国就是无数个小邦国，大私的出现获得一个大国的稳定，这是很矛盾的问题，美国学者说了，欧洲无数小国，中国是统一的大国，欧洲没有皇权的统治，我感觉田教授写了分析很好，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欧洲建立不起来统一大国，这是因为东方统治者权利欲望很强，统治者建立自私统一大国帝王的欲望特别强，超过欧洲，我们拿出来比较一下，比较东西方帝王们个人欲望和能量，我认为东方的帝王要比西方帝王强的多，正是这样一种情况，使中国出现大国，这个大国的实现，秦始皇统一关东六国，用了前后30多年的时间，打了150多场战争，伤亡近一半人口，取得一个统一，这个统一代价太大了，说明没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大私，根本完成不了这么巨大的统一。

　　所以说历史根源，我们要看的非常清楚，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进入民主社会，我们传统国家如何融入这种现代的社会，就必须把我们历史根源问题挖掘清楚，我始终没有忘记历史的关怀，我就探讨这些问题，那么说这些问题首先是要，我感觉我们的文化复兴，像我们这样的会开的太少，并且我们中国现在真正这样的文化研讨会很少，政府拿不出来，哪个大学开这个会，就听不出什么东西，我说开这个会的价值，民间开文化会议，而真正的思想只有从民间诞生，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理失去了，我们到官府之外去寻找，我们中国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这帮人都是在野的人士，我现在已经是民间学者了，能不能诞生思想，老徐也是下海的人，茅老师也是。那么说，民间能不能产生思想，我认为看一下世界的思想文化是什么，所有思想都是来自于民间，在政府里面产生思想很少，我们看一下文化传统，追诉一下思想史很少，我认为中国文化建设，不要小看我们民间这样的研讨会，这样的研讨会可能真正产生一些思想，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会产生。所以这就是我对我们这个会议的评价。

　　谈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刚才我讲大的背景下，何来自由主义，到了现在，并且我们国家出了自由主义的提倡，我们都属于自由，这是我个人强烈自由主义追求，我早早离开了，按理说，我们都属于自由主义，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肯定受约制，现在还有一个矛盾问题，在我们中国，还存在强者的自由还是弱者的自由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家，真要大家平等，因为人与人的能力强弱不一样，如果真正按照强者可以占有更多的资源，弱者就可以被挤到很可怜的地位，同样给弱者自由，同样在强者面前得不到什么东西，如何在这样一个自由情况下，使这种比较能相对平衡一些，这是我认为当前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中国，发展不平衡，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最追求自由，最近包（音译）先生去世了，我发布在网站上，官方也没有关闭。

　　现在这样这一批自由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应该和整个社会民众自由结合起来，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如果不把和民众自由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就是单独知识分子自由，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所以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要把眼光放到大众身上。我们的贫民大众不能罢工，不能游行、不能结社，基本的权利都没有，普通的老百姓也应该有滋有，他们的弱视更应该给他们基本权利，可是都被剥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由有希望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分歧，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仅仅代表个人的自由，而没有呼吁整个普通民众的弱视自由，在这方面做好了，我认为我们的自由主义，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谢谢大家！

　　刚才徐先生讲了很多，我做一点评论，因为我跟仲大军老师一样，对当今社会的问题很赞同，我们坐在这里拜商业化的自由所赐，但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有商业化的自由，但是商业自由成为唯一的社会评论标准，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它会导致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价值，没有信仰、没有尊严、没有诚信这样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冯小刚的电影，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我认为做人没有原则，做事没有底线，这样的社会很可怕，最终回成为一个无法治理的社会，这个可能是今天、现在生活在中国人，面临的巨大的恐惧，我们有可能成为无法治理的社会。因此，徐老师有这样的远见在民间搞这样的座谈会，我们能帮助和支持这个会，我们非常高兴，我接下来想跟仲大军先生讲到的一点问题，我做一点反映。

　　他谈到公和私的问题，大公和大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公司的分界线，在西方的政治学当中，就是一个争论根源性的东西，西方和中方定义本身就不同，从自由主义到共和主义都不一样，这个问题很复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小范围内构成了阿伦特（音译）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场景，在今天这样一个公共领域构建当中，我们面临两个压力，就是政治压力，构建公共空间的努力会受到政治的限制，比如说徐老师一开始讲到，有些话大家要注意。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一再提到商业力量现在在大量对公共领域进行侵蚀，实际上我们建公共领域，一方面要抵抗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就是商业方面的压力，对于20世纪有两个著名的评论家，奥威尔和（？），所谓乌托邦社会重大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可能是，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对创建中国新文化就是要做一些斗争。

　　我确实觉得徐老师给发他的文章之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探讨，差不多一百年前，我们国家也是搞了新文化运动，也是希望通过文化的复兴，给中国奠定一种现代路径，但是当时是一种策略反传统方式，现在徐老师，包括在座的学者谈到的观点，我们构建未来社会需要传统这块东西，反传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反掉了，我觉得在这点上是非常理性的回归，重新回归到我们传统的价值，来谈论我们未来的一些构建，如果说是100年前，我们希望民族复兴走一条弯路，或者非理性的东西诞生了，而且连续1个世纪，反传统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观念，也是共产党坚持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都是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建立起来，这对中国构建现代化非常不利。

　　我们在逐渐的认识的过程中，国家领导人也做了一些调整，民间的知识分子的共识我觉得非常好。另外一个，徐先生谈到社会主义的价值，这是我们自由知识分子不认的，包括谈到人性善了，包括胡老师提到了两方面作战的现实我觉得都非常好。我们为什么有今天人性善良局面，可能基于我们30多年改革的价值圈上关系，包括对自由的理解，我不认同，因为徐老师对自由的理解，可能是非常狭隘角度来看自由的概念，您说自由概念是在西方民主自由政体下，自由概念的定义，其实，自由主义有更广学术性的含义。在这一点上，从现代文明来看，有两个人对人的自由解释的非常大，一个就是一个学派，80年代，我们传播存在主义，实际上很广，这个学派对自由主义影响非常彻底，这种彻底性，我们就形成一个概念，为什么沙特支持自由主义的荣誉，为什么老往东欧跑，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环境，我介绍一下概念，这是学术界的概念，另外就是卡歇尔（音译），我们传统是反不掉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对五四精神指向，和那种构建我们现代路径的否定。

　　这方面，我觉得对社会主义本身的价值的认同。第三，我觉得是对现实的认同，我们很多研究社会的人，或者给我们社会提供一些理论上的一种建议的人，他否认现实，而今天这个会议，我觉得很多人考虑了我们的现实，包括徐老师，他对于我们精神上的困惑，包括我们弱视群体面临的一些困境，都给了足够的关注。尤其是精神困境，实际上指我们这么多年传播的东西是不是有缺陷，是不是只注重一方面的利益，现在的社会比以前还不自由的，以前我们在社会中存在多种可能性，我以前教大学的时候，问那些学生，你们想当什么，基本上都是官员，因为当官能有地位，能有钱；当商人有钱也有地位，以前我觉得，这个过程我理解，以前高中写文章，以前的时代写文章，或者初中写文章，他们想当什么的都有，农民、科学家、商人等都有，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就做一个调查，可能这种选择，直接选择更狭隘，这个结果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规则，社会的精神认同，有一种高度的担忧，这种东西可能是跟我们几十年传播，对社会、对个人成功的理解有直接关系。

　　另外，我觉得徐老师把“爱”拿来作为我们核心的价值之一，来我们传统文化，我觉得这很对。而且这个社会不是靠权利推动起来，是靠“爱”，我当时在我们记者培训的时候，我跟他们谈到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看看，我们选出一个东西，我们整个民间支撑着什么，最大的支撑点是什么，我们南方周末是最代表公正的媒体，130万份，以传播爱，被大家说成很庸俗的读者，是400万份。这里面看出来，什么东西更容易受到民间推崇，真理当然会被推崇，最大的推崇来自爱。但是这个爱是什么，为什么造成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爱父母，这个结果是我们可能大家都不理解的，我当了父母，在座绝大多数是当了父母，我相信这个结果任何父母都不会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很多父母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为什么？我觉得在逻辑上徐老师有一个不对的地方，就在于你不爱这个国家，是很容易不爱父母的，我们深入是构建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是一个非常统一的东西。

　　如果你不爱一个国家，肯定没有办法爱这个民族，你不爱民族，肯定对这个民族的很多东西不认同，在逻辑上有一致性，我们过的生活，绝对不只是建立在父母上，父母只是关系之一，这里面完整的是，国家、民族，然后是家族，这种逻辑上是一致性的。我们需要在爱父母最集体是来自爱我们的生活，还要爱国家、爱民族，我觉得这个东西，由于在逻辑上的缺陷，我们都可以不爱国，不爱这个民族，或者淡化这方面，同样父母的爱你肯定、必然会淡化，因为你的生活逻辑，得不到非常强大的支撑。

　　还有一个关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很多东西，确实非常有局限，比如对我们个人整个国家的基本构建应该怎么做，这是非常大缺陷，但是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具有强权的性质，或者说它的意识形态太强大。但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还是很不错的，在这点上我还是认同，我家就是一个国有企业生的，我父亲作为企业的头，拿员工没有办法，权利非常小，受到非常强大的制约，员工的权利很大，现在哪一个下面的员工敢去骂厂长和董事长，很难办到这一点。农民也一样，农民骂队长、骂工程书记，那工程书记也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这里面可就麻烦了。

　　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抛弃一些东西，我们因为否定某些方面的主张、结构和价值，而把所有的东西否定了，重视个人的权利，我很支撑中国民族产业强大，另一方面，我们民族产业在干什么，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华为，为了应对《新劳动法》，差不多拿出10个亿购买这些员工的权利，购买的就是任正非的个人尊严，从经济商来说是受损的，但是从权利来说，他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为了维护让员工没有永久性的员工，在公司享受的地位和待遇，任正非作为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都不能忍受，因为民主绝不仅仅是来自政府的东西，民主也是来自企业，作为一个公共组织也充满了民主。一方面在政治方面推动，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更大领域上，我们忽略了，比如我们的南方报对任正非的报道，就充满了为他开拓的说辞。就是说我们的逻辑也不完整，我们真正构建一个未来，对逻辑、概念的梳理和解释下，应该更完整，这样的话，才能持久。谢谢大家！

　　很多人说中国人不会开会，我觉得这个会议你还要组织下去，还要一次一次开下去，包括主持人起什么作用，包括你听了批评之后，是别人说完了，你做总体回应。所以我觉得会议程序、会议方式，有人就告诉我，首先要从开会起，中国人越来越从细小的东西做起，包括会议怎么开法。

　　 我觉得爱，你是爱作为出发点，没有错，但是世界上所有文化、所有宗教哪个不是以爱为出发点、伊斯兰教、基督教，起码从文本上，后来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冲突，起码所有文本上从最开始创立的时候，不管后来被怎么利用，都是从爱出发。所以你建立一个文本从爱出发，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觉得您是把各种文化中，有关爱的东西，起码跟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的自由主义，爱的东西抽象出来，作为一个理论，或者一个文本是没有问题。关键你具体怎么做，我觉得一种文化建设，文本上提的一种爱的文化，从全世界到中国已经很多了。你怎么样真正能够建构起来，我觉得这是要思考的，或者是具体的文化建设的路径是什么，现在没有几个文化是不宣扬爱的，如果你仅是泛泛的强调爱，有什么意义，已经有那么多了，你再提出就没有意义了。我希望看到你对自己的理论，包括路径有一个深化。

　　第二点，我觉得，确实从您的发言中，讲到自由，自由主义并不是反对爱，或者并不是没有爱，人道主义博爱自由平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中国说自由主义没有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可以补充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说没有爱，只是一种权限关系，有人从基督教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不要爱，强调讲的个人主义，作为一个西方的概念，很容易在中国把个人看成自私自利，个人自由主义，个人作用一种基础，并不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自私自利，所以我觉得有些书，美国自由主义者，爱默生与个人主义，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仔细梳理一下，谈到个人主义，不要把轻易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再说，现在特别强调传统文化的作用，那么为什么现在传统文化热，实际上我注意到，我一直关注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如何发扬传统文化，我们在做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念向，1990、1991年，官方实际上开始支持这个传统文化，没有在民民报连发几次文章，有一次是头版，博学潮，那个时候所谓的自由民主所吸引，开始强调了传统文化。这个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时候，心里要想，往哪个方向走，容易引向什么方向，心里要有警觉。比如说有一个熟人，天天宣扬儒学，宣扬的很积极，他明确跟我讲，我宣扬这个，我是维权主义者，我主张加强政府权威，主张专制，你现在搞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强调平等，实际上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认为官方如果还强调社会主义的话，就是让老百姓反对专制或者反对政府，他认为最好维护威权的就是儒学，我听了这一番话，这时候我就更加理解了真正的意义，实际上这几千年来，我们搞历史的时候，更讲究在历史深层怎样被利用的，仅仅说原来传统是什么样，实际上跟这一两千年没有发生实际的作用，已经是两码事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对传统在实践中起着什么作用，应该更注重一点，而不用仅仅把文本作为传统文化的现实，传统文化的时候，还是要更慎重，确实没有传统文化不行，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利用。比如说现在省到县，有的省级搞祭祖等事情，这种由官方出面合适吗？有一个省通知，刚刚用纳税人的钱做了祭祖的活动，但是禁止民间做，我个人不赞同，我首先最反对的是政府，你做我恐怕不赞同，我希望你不要做，但是我不能禁止你，政府不能禁止公民，而公民可以禁止政府。

　　但是要引起我们的一个思考，为什么这些政府官员这么热衷于传统文化，所以我只是想谈一下。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要对徐老师有一个建议，关于新文化座谈会，我想作为业外的人，我想谈一下我对文化的概念理解，我认为这个标题不太好，因为文化这个东西，是一种表现，我们可以创建中国新思想，而不能创建文化，文化是一个存在既定的事实，文化高于思想、高于文明、高于主义的东西，而不是创建，哪怕是上古的文化、周公之梦也好。我的理解，徐老师对倡导中国的一种适合现代新思想、新文明，而不是创造文化。

　　比如说什么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好，是一个名词而已，现在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包容了很多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说文化这个东西，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我对这个题目的看法。

　　我首先要道歉，因为徐同志，他发了一些文章给我，要我参加讨论，我肯定跟茅老师有一些讨论，当时我回了一个电子邮件，我不是一个研究文化问题的学者，不能冒充的。我无非是在自己的事业生涯中，遇到一些与文化有关的问题。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不够格。今天来晚了一点，非常可惜没有听到你前面的发言。我在解读文化问题，脑袋里面，这个问题比较伤脑筋，20年前，因为国企做第一番工作，是搞的体力劳动，不管你干什么，我基本上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在北京，很多政策都搞好了，你就在下面跑吧，一个叫监察等，这是真话。那么来了北京以后，就麻烦了，碰上意识文化这些方面比较多，我到北京上班，当天晚上跟一些同志来了，四川话人来以后，没有动静，后来又通过机构领导的同志跟我讲，我这个蛋打不起来，我没敢讲话，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的借助，最后在我脑袋里面形成一个题目，就是徐景安出的题目，有一个最尖端的看法，就是建立一种宽容的文化，我感觉太不宽容了，在业的人不宽容，相互之间很难宽容，结果你不好办了。学术、思想也好，成绩、建树也好，没有宽容的环境没有办法搞，我们很难搞一个宽容的环境，如果问我，前年你这个老头给我讲讲，你用最简单的智慧讲一下，你现在最关注什么，我说你套我，最简单就是反垄断，但是反字，说不要用反字，要克服垄断。经济、政治、文化上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多元工程，这个下面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谈，所以当时跟他们讲，我用三个字，三个字容易混淆的话，就是四个字。

　　如果没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文化氛围、文化环境，是很难办的。最简单的讲，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没有多少学问在里面，那么正是从这个想法出发，所以到了1986年，工作8年以后，我开始讲了一点话，尤其像我们这种会，有些还很小，有些在饭桌上，我讲讲如何形成宽松、和谐这么一种氛围，你用思想文化的发展，用你学术的探索，用你的技术革新，用你制度的创新，有些同志赞成了，也有些同志怀疑了，还有一些反对了，反对又不当我面讲，后来听到一些传说，有些领导同志到外地去就批评这个问题了，我们哪里有一个规矩，北京领导同志到地方谈完了以后，地方把他的谈话汇集起来传回来给我，我看了一下没有批评，怎么回事，以后才知道是有这么回事，但是人家没有记录上，这个问题就考你了，那么谈了好几次，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尖锐，很不以为然，有些话很难听，但是我这个脑袋，听到这些意见就在想，后来在挣开全国文化座谈会当中，我听了半天，让我说说，我说你们不是说完了吗，我只是听听，我把三个点联起来，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宽容一点，把整个环境搞的宽松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不容冲击的，保持一点弹性、保持一点柔性。无论是国人生活、夫妻夫子、打理国家大事就很容易了。

　　通过六中全会的召开，要讨论通过精神文明的决定，中宣部作为中央工作的部门，是提出全局性问题的，所以一年没有开宣传会，一般有春季报告，我都没有开会，后来这个东西，我们行业就发了一个报，人民报发了一篇文章，没有跟我讲，就发表上去了，后来就引起问题了，很多同志关心，给我打一个电话，说宽容问题就不要说了，我说谢谢你的关心。

　　我是搞企业，我更不是学者，我就讲我个人的，你们最后给我评判。有一次我在楼梯里面看到一个垃圾，我就捡起来，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二儿子也找了个垃圾捡了起来，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没有吭声，带着儿子坐到电梯就下去，当我看到地下有一个塑料瓶，过去踢了一下，我儿子又去狠狠的踢了，错的是自己，孩子学坏是从大人上学的。当我们付出的真爱，回来的也是真爱，当我们给别人幸福，别人也给我们幸福，我做的不是给人看，有句话，善为人知不是真善，做点好事让人知道，不是真的，我舍了以后就想得，其实这也不是真的，助人为乐、不图回报。有一次我到公园，看到草坪上有塑料袋，我拿了出来，后来就很干净了，我妻子就说我，我乐意，我看着特别不舒服，什么叫回报，我认为不好就纠正一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看到可怜的人可以帮助一下，我没有什么想回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么想的，也没有别的，但是我现在影响了，有人看我的会馆，去年来了6000人，有的学生给他上课，好几个月不间你，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他说我没感觉，我说我过过你的年代，当我感觉我父母的话是正确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也怀疑我们说的话了，你必须允许他去经历，这就是一种爱，爱对方所有的缺点，包容他，我觉得也是一种爱，未必相信的人都真诚，但是你首先做到真诚，你怀疑的人未必都是奸诈的，但是我们自己首先做到奸诈了，我觉得我们先爱我们自己，因为孝敬先孝敬自己，你自己都不行，怎么能孝敬父母，你最好做不到的，不要让别人做，我觉得这是一种爱，我想了想就这么说，真的不图汇报，还有真正的回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人追求名到什么结果，人追求利到什么程度，人追求善，第四，是真我，第五，是无我，我总体还是代表我个人，大家可以去我那里看看。

　　我建议一下开会还是要有一个程序，比如时间每个人要限定，如果还剩两分钟的时候，如果还收不住的话，你递一个条子，我觉得这样开会好一些。接下来响应徐老师的号召，我提点疑问。

　　我感觉你想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或者新的体系的话，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我不久前开一个会，就提出来，你想一个结局往往很难达到，但是实际上在现实中，有很多事情行不通，就我们说，孔夫子有人说丧家狗，找不到他的胃，我说德先生（音译）也是一个例子。当然你一个理想我很赞同，但是你行之为艰，这个是我们现实社会条件、文化氛围等等来决定，你不可能建立一种跟我们现在最先进，代表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文化，说你在这个之外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在这个框架内阐述你的观点，这个就有可能不能畅所欲言的，也未必能达到，如果说你去迎合这个框架，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危机，那么我们谭嗣同讲，2000年来政是情政，是有道理的，2000年的学都是虚拟学，这个话有点极端，但是不能不提醒，不要把思想放到别人的篮子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经常在讲，究竟是文化决定舆论，还是体制决定舆论，这个问题上次我也有过争论，实际上我感觉，现在我们的中国五千年下来，就是以伦理为宗教，所以要讲孝，就不会犯上作乱，所以要按这个伦理把君君臣臣定位以后，好管理。这个东西是我们封建社会、专制社会这么多年形成的。

　　那么这一套东西在五四的时候，自由主义进来了，反对传统，那么后来又有社会主义，实际上社会主义最后变成一个体制了，这个体制当然是在我们中西文化情况下，进来一个马克思主义，建立一个体制。这个体制可能产生在文化上，然后它把很多原有和外来的文化吸纳了、再造了，最后建立一个框架，回过头又来规范文化，甚至来改造文化，最后有可能还来摧毁文化。你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摧毁文化，实际上我看孙中基（音译）先生写文章的时候，西方文化是杀父文化，西方人是老人被压制了，我们东方是杀子，是年轻人被压制，是在香港1998年版本，大陆版本可能没有，我们现在实际上体制也是一个年龄划线的体制，你是爸爸这一辈，要退休，到60或65岁，但是你是爷爷的份，可能现在还在管事。所以我觉得自由主义，是反传统，但是并不消灭传统，还允许传统东西跟它并存，因为它不想妨碍别人的自由，但是另外、现在碰到的文化是既杀父、又杀子的文化，在文革的时候遇到了，你想融合儒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我觉得不如让他们各自存在，互相碰撞，互相吸纳，它们可能各自有各自的活力，如果纳入一个框架里面，很可能各方都不接受，那么这个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我只说一下孝跟爱的问题，实际上爱也会产生恨，你比如说父母爱子女，如果爱的过分了，子女就会反抗，男女的情爱最后可能导致情杀，所以爱跟恨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够过了某一个界限，这个爱跟恨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有一些父母官的爱，他认为爱民如子，最后民不但不领情，反而很恨他，这种情况不必多说。所以我想，我还是持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可能小仗则受，大仗则走，就是舜的故事，父亲经常打他，他就走了，怕陷入对父母不孝，有一定的制度可以，但是如果限制到我人身自由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坚持，所以我觉得反抗也是有自由。

　　最早是80年代中后期有一次，今天参加这个会议，有一点使我想起80年代的场景，那时候比现在更热闹一些，有一个差别，80年代会议室机关和政府组织的，今天这个会议是民间组织，这个讨论到发起者，由政府转向民间，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80年代讨论和现在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转型希望所在。如果今天所有这种会议，还是由政府、文化部、通讯部来发起，我觉得这个会还是没有什么希望。

　　关于景安同志的看法，我再想，这道菜里面什么都有，我再想，我们请人吃饭，一桌饭有一道菜肯定不够，必须要有很多，但是能把所有的菜装在一个盘子里吗？那就不受欢迎了，最后单独放，景安兄用包容、借鉴，珍惜每个菜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很好，应该单独放。其二，我觉得您提出你新文化的主张，我们没有太看到针对性，你是拿这道菜否定什么菜、替代什么菜，没有看出来，什么都不要的话，我们没有看到你的目标和把子，也许你没有细说。其三，当什么都包容的时候，对你所包容对象当中最坏的占了上风，我是研究政治，我看你西山会议的一系列文章，都很好，有很大的勇气。但是有一些东西我有疑问，你主张共产党领导和自由主义，坚持党的领导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把这个作为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论证，为什么不能否定，因为坚持党的领导，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比如徐景安的做法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是不是可以坚持你的领导，是不是可以替换，再说深一点，某个人的做法符合广大人民利益，就可以成为领导。所以说以立以来做判断一个人或者政党的统治权，这是不够的，后面提到党领导什么，假定是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讨论界定的，党凭什么领导，您在这前面没有提到，回答这个问题以后，如果这些东西，都被并到一盘菜里面，就可能把这盘菜挤掉了，所以我希望以后的讨论中，希望徐先生能就这方面做进一步的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