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笔

    代笔,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诸如古时候的刀笔师爷(尤其以浙江绍兴的最有名),干的就是代笔的事情。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如今代笔业务范围已经拓宽了许多,涉及的内容包括:代写书信,代写信访材料,代写各类工作材料,代写专业论文,代写文学作品,甚至还包括部分写作咨询业务等。

    代笔的操作步骤是:利用网络进行交流,了解需要代写的具体情况,需要对方提供的原始材料或数据,然后双方谈好价钱,根据代笔行业的规定,先预交50%的代笔费用,然后开始代写有关材料;等材料写好后,再利用网络工具发到需要者手里,经审阅满意后,立即结算剩余的款额。

    做代笔的要有高尚的人品,要讲究信誉第一的原则,还具备熟悉掌握涉及代笔内容的知识。为客户保密,是做代笔的最重要的一项要求。

    经代笔写出的作品,一经交付出去,那么版权就永远属于需要代笔者所有。

 

王朔或他小说中的人物有不少名言,我记得其中一句,大意是自谦:什么都干不了,就当作家吧。王朔其实赶上好时候了,除了宣布封笔的时段外,大体上一路顺风地当作家当了下来。予生也早,那年头人家不让当作家了,想想我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心怀小志,自以为还能“代写书信”————在邮局门口摆个破桌子,代写个检讨什么的。

    这就叫“代笔”,但只是代笔的一种。为不识字的人代笔,还允许你在潜意识中有点“助人为乐”的优越感。想要获取或保留一点优越来自慰,虽在困窘中也不难,只要比一比境遇还不如你的人就行了。

    我后来没有到邮局门口去代写书信代写检讨,是因为发我去的地方只有邮政代办所,门前也不许摆摊,而我手中的笔更被夺掉,换上锄把了。

    代写书信以求糊口,毕竟是最低级的代笔。若问最高级的代笔是什么,古之“南书房行走”,以至南书房外一应替皇帝起草文书的都属之。我们演了不少清宫戏,对后宫行走的着墨多些,手拿笔杆的重臣好像都不大受青睐,对纪晓岚比较看得起,看重的是“铁嘴钢牙”,巧言令色。沈德潜就没入

    过戏,他可是乾隆朝里“一枝笔”,死后发现他家里还保存着为皇帝代笔的诗文底稿,不知意欲何为,惹得龙心大怒。那时候绝对没有著作权观念,他不会忽发奇想,要求在乾隆的诗文全编里注明哪些篇出于他的手笔;就是注明又怎样呢,为臣本该无条件地奉献,况且一律一绝以至五言八韵,也全是揣摩“圣意”,依照皇帝平时的口风和文风摆出来的,如同遵旨草诏一样,不然岂不就是“矫诏”了?沈德潜良非能有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高级奴才而已。乾隆视这些代笔的底稿,就像江青眼里的“黑材料”似的可怕可恨,实在是英明一世,懵懂一时,主奴究竟有所隔膜,误会了。

    沈德潜作为当时最高级的“代笔”一枝笔,不知有没有相应的最高级的优越感。也许伴君如伴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把热火火的优越感冻结了。然而在一般的官僚、一般的候补官僚即读书人——热中的秀才举子们自还是眼热得不行。进身之阶是科考,要跳龙门靠八股文、试帖诗,其精髓一言以蔽之,曰“代圣贤立言”,且要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根据,篇篇符合圣贤教训,斯为得之。天下读书人都盼着自己——自己不成则盼着下一代下两代子子孙孙“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立”指此,所谓“立言”如上。19世纪出生的陈三立,20世纪出生的马三立,似乎是这样取义命名的。陈三立老人只赶上清朝的尾巴,不可能为逊位的皇朝“立”什么了,他的诗有留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不是“立言”的原义。而马三立老先生以相声名,“言”不绝口,把何迟写的《买猴儿》在舞台上、广播中“立”了起来,却不免被反右派运动一举“破”掉。陈三立的诗,马三立的相声(包括即兴的现挂)都属于他们自己,是性情和人格的表现,与“代笔”之说无关。

    给以文字为业的人代笔,也确实是让操觚者提心吊胆的事。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按宣传计划要请郭沫若作广播讲话,那时郭氏至少已经身兼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实在无暇自写讲稿,须按

    一般惯例由别人代拟,这个光荣任务落到我的一位领导身上。这位同志虽未遍阅郭沫若的文集,但从资料室找来郭氏1949年后几乎所有讲话的剪报,然后按宣传提纲的主旨,尽可能地摹拟郭氏口气,以及他习用的词汇和句式,反复增删交卷。结果郭氏以此稿为基础,大施斧削,近于重写。我当时为此对郭沫若的认真油然起敬,他虽已沦为本人专业以外的活动家,毕竟还本能地而不仅是职业地要按自己的习惯来表达(尽管郭沫若所要表达的有些内容已经不是个人性的)。郭在晚年对儿子翰英嘱咐说,他的一切酬酢应景文字都不要收入文集,他在给另一青年陈明远的信里,也说到不要跟风一类的话。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郭氏的处境,他的失落和苦恼,会给予同情的理解。

    据程光炜关于“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史地位格局是怎样规定的一文,有文件表明,鲁迅逝世后,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在文化界树立一面旗帜,后由郭沫若充当其选。在1949年前,郭沫若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内战时期在上海、香港,在党的领导下冲锋陷阵,可谓不辱使命;1949年以后,一方面担任机关团体的要职,一方面仍是“文化班头(瞿秋白《“王道”诗话》一文中语)”。在50年代初期,批判《红楼梦研究》(俞平伯著),批判胡适,批判胡风,郭氏都有重头文章,或发难,或总结;在反右派运动中,文艺界的总结是由周扬作的,郭氏则通过大会重点发言和答记者问表态,仍然不辱使命。在这些表现中,不排除郭氏个人的激情,也间有个人的发挥,但应该看作是他自觉地执行党的战斗任务,在思想文化和政治战线上“为党立言”。郭沫若于1928年脱党近30年后重新入党,以他的忠诚和战斗力通过了党的考验。

    郭沫若不仅在社会政治活动和文化批判活动中“为党立言”,而且他的诗文创作也力求从属于革命的政治,《新华颂》一集之后,1958年写的组诗《百花齐放》是最突出的例证。

    但在1960年前后,郭沫若和茅盾,这两位文学界的“大师”和“头面人物”,分别在参加斯大林和平奖授奖仪式和亚非作家会议后受到内部批评,据说他们在离开文稿的应对中说错了话。以郭沫若的机智,茅盾的谨慎,尚且“犯了错误”,真的令人感慨万端。

    我近年没有再读郭沫若的作品,也没有注意到是否出版了他新的全集(不是我认为郭沫若的著作不可读或不必读,而是因为社会和个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现在需要补课阅读的书籍太多了,似都比读郭更感迫切),因此也不知道是否按照他向翰英表示的意愿,一时应景之作不再选入。

    我想,即使选入了,也不算什么大毛病,毕竟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遗存。自然,这些不像《女神》诸诗全自内心流出,而属于为人立言,甚至有违心之论,但的确都是本人认可过的,曾经署名,加以点定,著作权不属别人,姓名权亦未受侵犯。

    相形之下,倒是未经本人首肯,便把“代笔”塞到你的名下,那简直就像冒充你的签名打了欠条,令被强加者无奈而且无告。上海滩上一家刊物的编辑先生硬在我的文章里加上一段马屁文字,他却不署名,让我单独亮相,幸亏我还能在别的文章中声明辩正;若是我偃卧病榻,气若游丝,口不能言,手不能写,还不是任人在精神上肆意强奸,岂不冤哉,人间何世!

编辑/发表时间:2010-01-07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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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宏徐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