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官方到民间，“供给侧改革”目前是一个热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成为提振经济的良方，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让实践来回答，梳理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思路，分享给网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6年1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面对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局，仅从需求侧着手已经很难有所突破，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入手改革，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才是结构性改革。
存在问题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
1、产业结构问题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等。
2、区域结构问题
区域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区域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权”政策，有些地方发展严重滞后。为此，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解决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3、要素投入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等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更多地实现创新驱动。
4、排放结构问题
中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5、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6、收入分配结构问题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都比较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和少数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等，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缩小贫富差距。
改革实质
供给方式
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的决定性作用。说到底，供给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供给结构
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
政府改革角度
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9]
改革重点
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推进供给的结构性调整，即通过创新供给结构引导需求的结构调整与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特点时特别强调中国经济面临三大结构调整，即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和增长方式结构的重大调整。推进供给侧改革应当以推进上述三大结构调整为重点：
1、经济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按层次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推进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调整产品结构包括生产性消费品结构和生活性消费品结构，变制造大国为制造强国；推进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调整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2、动力结构
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其中出口与投资贡献率最高。美国次贷危机以后，特别是我国经济已步入自然回落周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内需逐渐成为主要动力。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要适应和推进动力结构的调整。
3、经济增长方式
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经济新常态第三个特点时指出，中国经济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时，将创新发展确定为五大发展战略之首。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在供给侧理论、供给侧制度、供给侧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应当同步推进，不能顾此失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不能强调一侧，忽略另一侧。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运行正面临着供给侧和需求侧都亟待结构性调整的双重压力，供给侧方面的问题是结构性供给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并存。只有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步结构性调整，实现新的平衡，才能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
关于“供给侧改革” 看完这十个问题就懂了
2015-12-02 来源：Wind资讯
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与今生：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成为近期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究竟何谓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20 世纪70-80 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中国“供给侧改革”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滑。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是最为关键的4 个“歼灭战”， 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具体路径有三条：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并发展服务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同时也能消化地产库存、稳定就业；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
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确权和加速农地流转，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产泡沫。而资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资源品价改降低原材料成本，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而提升企业盈利的另一项改革是淘汰落后产能，国企是主要承担者。
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首先是构建激励机制，提升创新意愿，这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其次是为企业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提升创新转化率，具体措施包括推进产学研结合、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
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一是通过反腐、打破垄断、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国企改革，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绩效，为经济提供动力。
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与未来：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经济结构？从生产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导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占比上升。而从收入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杠杆率？产能去化意味着企业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户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去化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杠杆率将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意味着金融部门杠杆率将缓慢上升。
总结而言，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当前蓝图已经铺开，未来前景令人期待！
正文：
1. 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与今生
1.1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
11 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 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而中财办主任刘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国家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2 何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1.3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表象：需求不足。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10 年见顶回落，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较难独善其身，而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不可避免。内需中，11 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12 年人口抚养比见底回升，13 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
实质：供需错配。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15 年以来央行5 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 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而在消费领域中，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
1.4 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
来自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 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 世纪70-80 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学派的核心是减税。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 ，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2.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2.1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
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称之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四个“歼灭战”。
如何打赢这四个“歼灭战”？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2.2 供给侧改革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
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 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 年开始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 年底，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化解地产库存。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城镇现在约有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 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2.7 亿农民工，买房比例仅1%。早在14 年7 月，国务院就已出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进展缓慢。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服务业大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就业承压，而服务业则可吸纳就业，因而创造条件、促成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也将是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1 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 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 万左右。而考察企业就业状况，07 年以来，服务业PMI 就业在绝大多数时期高于制造业PMI 就业指标，这意味着服务业就业状况好于制造业，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就业容纳器。
促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贫困人口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 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 元，2014 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 元。按照这个标准，2014 年末全国还有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而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今年4 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第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并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而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陆续通过一揽子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并部署落实教育领域改革措施。
2.3 供给侧改革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
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库存去化。
降低四大成本，改善资本回报。资本要素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提高资本回报率，因而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持续收缩的需求叠加高企的成本、费用，令企业盈利雪上加霜。而在需求整体不佳的大背景下，未来唯有依靠降低成本来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
我们预计，未来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降低企业显性成本：一是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本效率。资本要素改革另一个方向是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其目的也同样是改善企业盈利。而产能利用率和主营活动利润率高度相关。2011 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滑，企业盈利也同步恶化，反映资本使用效率低下。2013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产能去化就已开始，伴随去产能延续，未来企业盈利有望随产能利用率回升而得到改善。
国企将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以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和最低的资产周转率、最低的主营收入利润率，实现了收入、利润的最大幅下滑。这意味着，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但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将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因而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也将是必然的选择。
2.4 供给侧改革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体制改革，提升创新意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有赖于创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权市场天然提供了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而以创新著称的美国，也正是依靠资本市场哺育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四个歼灭战”中，习主席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鼓励两众两创，提升创新转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李克强总理在14 年9 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过去一年中，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预计未来以下三方面改革将同步推进：
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2.5 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
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同样大有可为，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有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以反腐为例，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狠抓反腐，落马官员人数有增无减，预计未来也将在这三个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
推进国企改革，实现强强联合。其二是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3. 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与未来
3.1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经济结构？
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重新分配经济蛋糕。从生产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激发消费倾向，导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而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部门占比将明显收缩。而从收入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3.2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中国杠杆率？
中国式转杠杆。供给侧改革同样将对中国杠杆率产生影响：产能去化意味着企业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户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去化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将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意味着金融部门杠杆率将缓慢上升。
关注结构性改革：供给侧 怎么看 怎么干
来源：人民日报 2015年12月28日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旨在提高潜在增长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什么是供给侧？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供给侧则聚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与注重通过刺激需求侧‘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不同，供给侧改革强调从供给侧发力，主张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和结构升级，通过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等方式，促进经济供给能力的提升，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需求侧管理更多解决的是短期问题，在经济处于短期波动的环境下，旨在令实际经济增长率尽量贴近即期的潜在增长率，经济过冷了就刺激需求。而供给侧改革则重在解决长期问题，从根本上促进潜在增长率的提升。”潘建成说，一般认为，劳动力、资本、资源、结构变动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六大要素。其中，制度创新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改革。在所有的这些要素里，对目前中国经济来说，改革是最基础的，既可以使要素投入结构和增长更加合理，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又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动力的增强，进而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举例说来更明白。促进家电销售，需求侧管理的思路是推出“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补贴等政策，鼓励人们多消费；而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则是降低家电生产企业负担、鼓励企业研发新产品、创新销售模式等，满足甚至创造需求，拉动消费。因此，有专家将需求侧管理比作对症下药、见效快的“西药”；而将供给侧改革比作治本除病根的“中药”。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潘建成说，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改革使我们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改善供给环境增强供给动力、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进而促进经济更加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增长。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简政放权、减税、国企改革等都可以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本质上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潘建成说。
为何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
体现了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缓解当前我国经济供需矛盾的必由之路。把脉当下中国经济，从需求侧看， 1—11月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双双下滑，出口也继续同比下降。需求不足的同时需求外溢明显，海淘、境外代购风生水起。另一方面，需求升级趋势明显，电信、文化娱乐、养老等消费快速增长，绿色、时尚、品质消费空间巨大。而从供给侧来看，我国既存在低层次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存在着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不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供给侧的滞后造成当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在近期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与交通司副司长张泰说，破除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障碍、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等，都是需求侧管理所无法解决的，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则可以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奠定基础。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有需求侧的，更有供给侧的，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改革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是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迟福林说。
“从强调需求侧管理，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的是经济工作思路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转变。”潘建成说。
供给侧改革如何发力？
供给侧改革是要下功夫的精细活，要有耐心、有信心、有决心
潘建成说，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应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影响潜在增长率的诸多要素来看，劳动力方面，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下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延迟退休、加强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等，见效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靠资源和资本的投入短期内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空间也不大——严重的产能过剩制约了投资增长，资源环境更形成了长期的瓶颈制约。
在潘建成看来，现在提升供给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继续推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二是推动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梯度接续转移，并在转移时注重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三是鼓励创新。“最核心的是制度创新，包括通过打破垄断、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重要行业的门槛来激活民间资本，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土地资源；通过金融改革充分发挥资金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这些都是在各个方面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提高市场化效率。”潘建成说。
从眼下的情况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先解决好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去杠杆等几大关键问题。
一是化解产能过剩。“现在化解产能过剩，要更多从供给侧着手，促进产业升级，坚决淘汰僵尸企业。”潘建成说。此外，推动去产能，还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对生产力重新整合，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
二是降低企业成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需要打出“组合拳”，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财务费用等，目前还需要特别关注如何有效减轻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
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当前楼市库存较大，一大原因就是结构性供需错位。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四是补短板。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基础设施等都是短板。补上这些短板，才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带来新的机遇。
五是尽快解决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在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提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便利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改革是精细活，需要下功夫，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要有定力，不能急躁。因此需要在全社会营造一种良好的心态，要对改革有耐心、有信心、有决心。”潘建成说。（本报记者顾仲阳左娅）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2015-11-16 来源：京华时报(北京)
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措辞。
作为全新表述，“供给侧”概念表明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新认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围绕“供给侧”，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先行经验，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这一改革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
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
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改革只能是“中国经济学”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
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态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理想状态的表述。事实上，目前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冲向高点后发生了逆变化，通过有形要素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已变得狭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相当迫切。
细观之下可以发现，“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徐立凡）
高层经济思路现重大变化：首提“供给侧改革”
从“三架马车”到“供给侧改革”，这种话语变化勾勒出中国经济的演变，消费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对供给侧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倒逼压力之下，“供给侧改革”的效果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够平稳落地。
媒体解读习近平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四则运算”
2015年12月26日
来源：中国干部学习网
原标题：习近平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四则运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1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本次会议热词之一。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则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通俗易懂地布局了供给侧改革这一新举措，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四则运算的新用途。
一、加法
供给侧改革的“加法”是指补齐短板，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增加人口供给、提升全员素质、提升创新能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加强政策制度协调性，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关键是补齐短板的同时，扩大有效供给，提高生产力，增加经济发展新动力新能量，确保经济持续增长。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最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消失是其中原因之一。2012年，我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统计，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15-50岁）首次减少了345万人，中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段人口在2014年进一步减少了371万人，降幅相比2013年的244万人进一步扩大。在劳动力供给开始趋紧的情况下，国内出现了劳动薪酬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长的趋势，这与以往多年间的状况也截然不同。在2014年中国GDP增长7.4%的背景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农村居民收入则更是增加了11.2%。人口红利消失，不仅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使经济效益不断降低，还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加大。所以，目前必须从长远考虑，尽快解决劳动力的供给问题，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允许普遍二孩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习近平在五中全会上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从劳动力供给端看，大量新生人口在未来将增加劳动力供给，这将有助于解决劳动供应短缺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大量新生儿在未来将提供年轻、高素质的劳动力，这将更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还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投入，优化劳动力配置。经济学家张茉楠认为，在要素投入上，要注意通过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使用来促进经济增加；在方针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历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历程，把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停提高的历程。一是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侧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举行大范围的全员培训，提高本领，注意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使用，以适合将来产业升级与经济布局调整的必要，即除经济增加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还要不断增加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的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分布不均等问题由来已久，社会对于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呼声也最为强烈。增加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既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也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助力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
二、减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的“减法”主要是指，政府简政放权、企业清除过剩产能、社会为企业降低成本，给企业松绑，给企业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简政放权，是政府层面的减法运算。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为经济松绑减负。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表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企业权力大起来，让市场活起来。以前，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侧管理，特别是政府对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降低企业成本是企业层面的减法运算。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其中一个重要财政手段是结构性减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减税措施，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一是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广义上的减税，有利于降低宏观税负）；二是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三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这些减税措施能够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供给能力。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供给侧，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在上升。制造业尤其受到成本的约束，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降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可以为它们减轻一部分负担，使制造业的投资和生产加速。而降低社会保险费，则能降低劳动力成本。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减税将发挥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对企业，减税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对居民，减税则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将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仍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李克强总理要求，在供给方面，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
三、乘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乘法”是指以创新发展理念，挖掘经济发展新动力，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产业，培育经济增长的“乘数因子”，以新产业的“几何式增长”推动经济发展。
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开展“双创”行动，以创新促改革，以创新谋发展。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时期，以前那种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亟待转向创新驱动，从供给端入手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乌镇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开拓发展新境界。”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习近平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摒弃老路走新路，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用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以新技术带动新产业，以新空间发展新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
充分释放新兴行业的供给端活力，以达到乘法效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促使要素从成熟的、老化的供给中，转移到新形成和正在扩张的供给中。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产业结构进行由“重”到“轻”的转变，要加大新兴产业投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认为，尽管有些行业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的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这就要求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要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资产重组，使它恢复青春，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培育新兴力量，逐步替代传统产业的衰减。“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创造一个新供给。”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在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七十七期“经济每月谈”上表示，当前互联网新时代的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的增加生产能力，而是增加消费端的基础设施供给，使得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推动新消费，新消费倒逼新产业的产生和变革。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在生产领域推进一系列改革，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互联网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发表主题演讲指出：“目前互联网还是集中于对需求侧产生影响，然而在未来，互联网会在供给侧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供给侧改革产生的需求会成为走向未来的源动力”。
四、除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除法”主要是指清除产能过剩、清除经济发展路上的“拦路虎”，为中国经济战车顺利前行扫清障碍。
淘汰过剩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和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的背景下，我国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工业领域呈通缩迹象，产能过剩问题具有普遍性，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绝对过剩。因此，在供给侧改革中，必须有壮士断臂之精神，果断淘汰过剩产能。早在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一重大创新。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实施供给侧改革，要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其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部门，产能过剩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僵尸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动性，挤占了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个产业。对此，政府要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去杠杆，让“僵尸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重组的重组，改善产业供给。
化解房地产库存是清除过剩产能的重要措施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提出：“化解房地产库存”，并强调：“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多年来，作为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最大的产业，房地产兼具了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房地产业的繁荣，不仅拉动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产业的发展，也拉动了装修材料、电器、轻工等产业的繁荣，促进了相关服务业和金融业务的拓展。房地产去库存，不是鼓励房企不顾一切地建房，而是要房企为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采取降价等措施把房子卖出去。化解房地产库存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专家指出：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稳定发展，不能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为了当期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光靠户籍制度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五、四则混合运算
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政府和市场协调与配合，同时做好四则混合运算。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政府需要简政放权，协调政策制度为经济减负；市场要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在11月18日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习近平在一内一外两个场合谈“供给”，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则混合运算”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为指导，同步实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战略措施，大力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应。既要确保政策发挥效力，又要让要素市场改革同步推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拓展区域、产业的发展空间。既要创新需求，又要创新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则运算”，给我们提供了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措施与方法，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