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莫言专访

 莫言专访之一:文学的传统和传承

“中国的当代文学,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中国的当代作家实际上都是现代作家的传人。”

20130916 上午8:58

记者:您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说,您的写作从「中国传统文学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您也将自己看作说故事的人,那么,您怎么看中国说故事的传统文学?您的创作又受到哪些中国传统和现代作家的影响?

莫言:我的确说过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是,我想,这个讲故事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从几千年的讲故事的传统到现在,讲故事的方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当年那种说书人,他们没有文字可以依据,口口相传,在茶楼、瓦肆,在市井当中,为引车卖浆之流,来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后来有了话本,就把说书人的讲述用文字给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经过文人的加工,慢慢就有了现代小说的雏形。像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中国的古典文学里面,《三国演义》《水浒传》,包括《红楼梦》,都可以看到话本小说的影子。真正摆脱「话本小说」影响的现代小说创作,应该是在「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从鲁迅他们开始,这个时候也有很多西方的,包括俄罗斯的,法国的,日本的,这些现代的小说翻译成中文,对中国的小说文本的进步提供了他山之石。

我想,每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都摆脱不了两种影响: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一个是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学讲起来也是千头万绪,从大的方面来讲,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文字记载下来的传统,唐诗宋词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的长篇小说;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在民间,用老百姓的口头来传承的文学的源流,我想这两个都非常重要,对我这样的作家来讲,可能来自民间的、老百姓的口头文学的影响,比文本的、通过阅读得到的影响要更大,意义更加更深远。

至于现代作家,像刚才提到的鲁迅,沉从文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现在已经成为了经典,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切不断的联系,你想摆脱掉他们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阅读他们的作品,不仅是阅读,同时也是在感同身受着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那种社会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对社会和民族进行批判的精神,这个在我们的小说里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我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我也认为中国的当代作家实际上都是现代作家的传人。

(本文为南华早报中文网专访莫言的第一部分。全文将在南早中文网陆续刊出,敬请留意。)

莫言专访之二:收拾破碎山河的女性

“我的小说《丰乳肥臀》确实是因为母亲的去世而作,也确实是要把这本书作为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一个礼物。”

20130916 上午9:10

记者:在获奖感言中,您用很长的篇幅怀念您的母亲。您提到母亲去世后,悲痛万分,于是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也就是《丰乳肥臀》。女性在您的创作和生活中究竟有多重要?

莫言:我的小说《丰乳肥臀》确实是因为母亲的去世而作,也确实是要把这本书作为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一个礼物,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最早的题目真的是考虑过「大地」,「母亲」之类的富有象征意味更宏大的题目,因为我们传统上都认为大地是母亲,厚德载物,承载一切,承担一切,无私的奉献和付出。

记者:为什么说母亲是「最后的拯救」「真正的悲悯」呢?

莫言:这是通过小说里讲述的故事展示出的。因为有了母亲,然后才有了我们。因为有了母亲的哺乳,母亲的教育,才有我们的成长。母亲是无私奉献的象征。而且我认为男性和女性都有丰富的人性,但是,女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有母性。男人是不具备母性的,当然,你也可以说男人有父亲性,但是,母性是一个反覆被研究的文学话题,也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

母性的力量焕发出来,那就是「山可移,海可填」,什么力量也抵挡不住的。一个身体弱小的母亲,当她要保护她的子女的时候,会焕发出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又不仅仅是物质的力量,也是巨大的精神感召的力量。

小说里面的这个「母亲」实际上远远超出了阶级意义的限制,这个小说也是对过去几十年的小说的一种反叛。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里面,确实是过分强调了人的政治性和人的阶级性,对普遍的人性予以歪曲或说给予很大的忽视。我想,《丰乳肥臀》这个小说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写作的。这样一种写作立场的「母亲」形象自然就超越了阶级,超越了政治,最典型的就是母亲的几个女儿,嫁给了不同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他们彼此之间成了刀枪相见,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人,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母亲家的时候,母亲对这些孩子是一视同仁。这样一个情节实际上是超越了阶级,象征着母亲包容一切,像大地包容万物一样博大的爱,博大的情怀。

女性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当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没有母亲,而且我本人在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当中,发现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陷入到巨大的动荡和不安的时候,女性实际上是起到了一种安抚人心,收拾破碎山河的作用。而男人呢,基本上是在破坏,而女性就是修补被男人破坏了的家庭和山河。

莫言专访之三:作家和社会问题

“八十年代是我们现在很怀念的一个文学的黄金时期……因为有禁区,每一个写作者都带着一种跃跃欲试的挑战禁区的兴奋心情。”

20130917 上午8:15

记者:您从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对比当下,您对中国的八十年代,以及那个时候的文化和创作环境怎么看?

莫言:八十年代的文学到当下的文学,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阅读别人的作品,我只能拿自己做比较,回头看,八十年代的我们的很多作品还带着很多幼稚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很多题材还不能触碰,一旦触碰了以后,在出版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障碍。我认为八十年代是我们现在很怀念的一个文学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写作禁区,但是,正是因为有禁区,每一个写作者都带着一种跃跃欲试的挑战禁区的兴奋心情。你不让写爱情,我就写爱情,然后获得了发表,说明这个禁区被突破了。你不让写什么,我们就写了,而且,最终也得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说明这个禁区也被突破了。我想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确实让很多作家和写作者处在一种高度的兴奋当中,这种兴奋也刺激着大家的创造力,也刺激了大家的想象力。我的意思不是说有限制就有好的文学,我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我也从来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我只是客观的描述八十年代这种状况。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多样化,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希奇古怪的,形形色色的,光怪陆离的现象,令人目不暇给,但是这些现象要在文学作品里表现,需要一个积淀的过程。并不是把社会上发生的富有戏剧性的,具有荒诞色彩的故事讲述一遍就叫文学,实际上,文学还是应该把事件放到次要位置,文学还是重在描述事件当中的人、人心和人性,通过描述事件,通过讲述故事,写出人的性格来,写出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这才是文学的最根本的任务。

记者:《蛙》是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之一,其中比较尖锐地批评了计划生育。现在,中国农村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允许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莫言:《蛙》这部作品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涉及到了计划生育。但是我写作这部小说最根本的初衷并不是要批评计划生育,而是要通过这样的社会背景,来描述出、刻画出、塑造出小说里「姑姑」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

社会发展的很快,独生子女的政策从颁布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事实上,农村从一开始,在政策上就允许生二胎。它是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假如第一胎生的是女孩,那么在八年之后,就可以再生二胎;如果第一胎就是男孩,那就不允许再生二胎了。

当然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各地都发生了各种事件,很多事件非常残酷,我的《蛙》里也有所涉及。

我从不觉得一个作家可以回避社会问题, 当然,我也不认为每一个作家都有责任去用文学来表现尖锐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应该根据作家本人的情况而决定,也应该根据作家才华的方向来决定。有的人就擅于写缠绵的情感,那他当然可以写一种跟社会生活没有太直接关系的情感小说;有的作家有写历史小说的才能,那么你也不能说写历史小说不好;有的人特别有想象力,愿意写科幻小说,也写的很好,那么我觉得这个也很有价值。愿意写玄幻,愿意写职场,愿意写盗墓,这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当然,有的人就是紧盯着社会上发生的重大的、敏感的问题,立刻表现,我想,这种作家也非常需要。

另外,一个作家的写作,也不是说永远是一个类型的。我也写过历史小说,写过三十年代的事情,也写过清朝末年的故事,我也写过八十年代的故事,当然我也写过当下发生的事件,也许我下一部作品回到唐朝去,这就是根据作家当时的心情,根据作家当时头脑当中储存的素材的类型来决定的,没有说哪一个作家永远只写某一类型的作品。也不能根据一个作家写作的类型,选择的题材,来决定一个作家是好是坏。

记者:在创作中,您如何摆脱现实的束缚,而又能反映现实?

莫言:小说中的现实,或者说文学中的现实,跟我们生存当中的现实,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是一回事儿。说句最公式化的话,文学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高于超脱于现实生活。我们描写的人,描写的小说里或者戏剧里的人物,肯定是来自于生活中的人物,但他又绝对不会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人物的写照。当然也有一种作品叫「报告文学」,那就比较接近于事件真相,比如写那种舍身救人的英雄人物,这种文学类型跟新闻写作里的通讯很接近,但我想,小说,或者说文学作品还是应该跟现实生活有很大区别。

小说可以营造出一种超脱于现实生活的生活,当然这种生活也跟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可以写一个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也不是法国,甚至不是地球上一个部族的生活,就像那个电影《阿凡达》,好像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但是这里面的道德标准、价值观跟我们的人间社会那么相​​似。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生活在人世当中,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就无法摆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牵制​​和影响。就像我们永远无法揪着自己的耳朵,把自己提离地面一样。所以说,文学中的现实和生活中的现实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着切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而言之,我生活2013年的中国,我的写作完全可以往前推五十年,也可以往后推五百年,我描写的生活可以是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也可以是另外一个星球的土地,但是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这个又跟我的生活,我的一切密不可分。

莫言专访之四:童年的灵魂和偏爱的人物

「我们每个写作者最早写到的往往都是童年,国外有作家曾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

20130918 上午8:19

记者:好像有评论认为,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您全部小说的灵魂。童年在你的写作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份量?

莫言:这不是评论家说的,这是我自己总结的。

《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成名作,它的中心的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为一个老铁匠做过拉风箱的助手。这部小说里修筑涵洞的背景跟我的经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部小说里有我个人生活的影子,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小黑孩」,也有我个人一点影子,但是这个「小黑孩」肯定不是我,他是我的童年回忆。

其实,多年以后,我回到过小说里描写过​​的场景,就是小说中高大的涵洞。我突然感觉到很惊讶,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包括我在写《透明的红萝卜》这个小说的时候,也是感觉到这个涵洞是非常的高大,是一个非常宏伟的、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建筑物,但是几十年以后,当我回到那个地方,我站在那个涵洞下面,稍微一举手就摸到了涵洞的最高处,我心里想,怎么变的这么矮小,跟我记忆当中高大的涵洞完全不一样。后来,我明白童年的记忆并不准确,因为在儿童的眼睛里面,很多事物是被放大的,很多事物是带着梦幻般的色彩,所以,我想《透明的红萝卜》成功也在这个地方,就在于我调动了自己的童年记忆,是一种童年的视角、童年的眼光、童年的心灵,来审视了、感受了、关注了那一段过去的生活。我想,童年的重要性通过这部小说可以基本的反映出来。

我们每个写作者最早写到的往往都是童年,而且国外的一个作家,好像是海明威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人说,很多人的童年比你更加不幸,为什么他们没有成为作家呢,当然这是无法相比较的。海明威无非说的是一个不幸的童年,可能让一个人感受到更多,假如他成为作家的话,那么他笔下描写的事情就会更加​​的有文学性吧。

记者:您有偏爱的自己的作品中的人物吗?

莫言:一个​​作家在他的一生当中写了很多的书,塑造了成百的、上千的人物,很难说最喜欢哪一个。非要说也可以说,像刚才提到的「小黑孩」应该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他有我自己的影子,这个「小黑孩」身上表现我的一些理想的东西,譬如说,忍受苦难,在逆境当中追求光明,充满希望。再一个,是《红高粱》里面的「我奶奶」、「我爷爷」这些顶天立地,敢说、敢做、敢担当的人们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

莫言专访之五:纵横「文学王国」的「帝王」

「危险来自于人的愚蠢」,但智慧也未必就没有危险,一个邪恶的、俱有高度智慧的人,往往带给社会的危害更大。

20130919 上午8:30

记者:您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那么,您在写作中,在给小说人物定性的时候,是怎么行使你的颐指气使和独断专行的?

莫言:作家的创作谈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有时候为了表达一种强烈的反叛的情绪,他用词是极度夸张的。如果我说我是我的「高密文学王国」的「帝王」,那么有人借此来批判我有封建的「帝王意识」,我觉得开玩笑可以这样讲,真的把这个当作一个问题的话,这种批评是很难站住脚的。真正的「帝王意识」跟在小说里,要成为一个「文学王国」的「帝王」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要跟周围的人打交道,我的左邻右舍,我的亲朋好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斤斤计较,剑拔弩张,人跟人之间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社会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每个人不就像生活在地狱里面吗?

所以,我想,那些批评我的人实际上也希望他们的周围多出现谦卑的人,而不是那些骄傲跋扈,颐指气使,天天欺凌别人的人。我想,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态度,跟他的文学态度是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的。一个作家在作品里面可以剑拔弩张,可以颐指气使,可以雷霆万钧,但在生活当中并不意味着他要这样做。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他的日常生活跟他的作品里所描述的东西反差越大,说明这个作家越好。而一个作家的作品就是他生活的写照,这样的作家,我觉得是没有持久的创作力的。太接近自己,把自己这点东西写完了,就写不出新的东西了。

至于说,「危险来自于人的愚蠢」,这个没有问题。确实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愚蠢的事,让我们痛心疾首。但是,智慧也未必就没有危险,如果一个邪恶的、俱有高度智慧的人,那往往带给社会的危害更大。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一些话,不能严格的从字面去抠,那往往会有漏洞。

小说人物的性格有时候是作家赋予他的,有时候也是作家不能支配的,因为小说写作过程当中的人物经常会自己给自己做主,在刚开始写的时候,我要给这个人物一个暴烈的性格,但是在后来,写着写着,他变成一个温柔的人,我本来是要在小说的结尾把一个人写死,但是写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人物自己死去了。我看到很多作家在他们的创作谈当中都谈到过类似的经验,就是写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作家已经无法控制这个人物。就是当写作的这个人物自己的面貌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作家反而要适应人物。作家只能顺着人物写,而不能拧着人物写我当然指的是成功的创作,不成功的创作没有这个现象。

记者:海明威的批评者说,「作为艺术家,他是有意识的,而作为人,他是自卑的,他有艺术家的某种天真因素,为人却略显幼稚;作为艺术家他是客观公正的,但为人却愚钝的如斧头,需要打磨。」您觉得,您也是海明威这样的人吗?作为艺术家和作为普通人之间的割裂?

莫言:关于海明威的这个评价也许是公正的,也许是武断的。这个批评家在批评海明威的时候,似乎是左顾右盼,面面俱到,又是这样,又是那样,但是我觉得这种貌似非常严谨的话,实际上并不严谨。因为海明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海明威是一个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丰富的心灵的作家,你不能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就把这么一个复杂的、立体的人给表述出来。

我想人并不只有正反两个方面,人实际上是一个「棱镜」,人是一个「多面体」,有多个侧面,我想这也是作家存在的重要理由,作家可以发现人的多面性,人并不是只有两面,像硬币一样。这种两分法,一分为二,正反两面,对待某些事物是可以的,但是这样来分析人,我认为是武断的。

实际上,批评家在批评作家的时候,同时也是在显示他自己,批评家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的灵魂袒露无遗,读者可以通过他的批评来发现作家,发现作品里面的一些奥秘,同时,高明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读这些批评家的文章发现批评家内心深处的许许多多的奥秘。

记者:法国东方学家塞尔文•列维曾说:当你拥有一个听众的时候,你就是在教书;当你拥有两个听众的时候,你就是在流行。

莫言:两个听众就流行,这也太简单了吧。

莫言专访之六:声誉和付出很公道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终还是要写作。声誉并不能给作家带来什么权利,而且这样的权利也并不全是正面的。」

20130919 上午8:59

记者:马尔克斯也曾经抱怨《百年孤独》的成功差一点毁了他,因为声誉扰乱了现实的意义。您怎么看待声誉以及声誉带来的权利,这对您接下来的写作会有影响吗?

莫言:这个我也深深体验到了。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以往的平静的生活受到了很多的干扰。各种各样的、单位的、个人的一些要求,而且都是非常的有理由,都是非常的重要,感觉到每一个都无法拒绝,但是你又没有能力去满足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个人的要求,这势必就带来很多矛盾,也会得罪很多人,这是我这段时间最大的困扰,得罪了很多人,怠慢了很多过去的朋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确实是分身乏术,希望通过你们的报纸,向这些被我得罪了的朋友们表示我深深的歉意。

接下来,我想,对一个作家来说,最终还是要写作。声誉并不能给作家带来什么权利,而且这样的权利也并不全是正面的。人在社会当中,不管用什么手段获得了权利,但你紧接着就得要为权利付出,没有白拿的权利,没有白得的好处,一句话,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得到了诺贝尔奖,我获得了声誉,但是我也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得到多少,我也必须付出多少。这个好像也是很公道的一件事情。

记者:您好像特别看重长篇小说,还说过哪怕只有一个人看,也会坚持写。

莫言:这个不完全准确。长篇小说确实很重要,长篇小说是衡量一个时期文学成就的重要标杆,也是衡量一个作家一辈子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尺度。但是也未必完全是这样,有的作家一辈子没有写过长篇,但他依然是伟大的文学家,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有的人写短篇,有的人写中篇,也可以成为大家。其实长篇,短篇,中篇,我也都尝试过,也都非常热爱。

我也确实说过,关于长篇小说写作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然,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关于长篇的写法,长篇的定义,也有很多的发展,有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长篇样式在写长篇,这个是作家同行无法评判的,这个要交给读者,交给历史。

记者:您的故乡高密乡,一直是您的创作灵感源泉。您怎么评价那块带给您魔幻现实以及灵感的土地,以及那里的人?

莫言:这个「高密东北乡」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地理,你去找的话,真的找不到这个地方。我也一再说过,我努力的想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中国社会,起码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我小说里所描写的「高密东北乡」的风土人情,最早的一部分作品里面确实是以现实为依据的,后来那些就是「移山填海」,「高密东北乡」一马平川,没有山脉丘陵,但是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山,也有沙漠,也有沼泽,也有巨大的湖泊,也有滚滚东去的大河,很多人现在都知道,这个地方确实找不到我小说里描述的自然景观,所以,这也是我想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学地理的努力。希望能够通过这么一个地方,把我心中的文学理想表述出来。

至于说到这个地方的人,实际上跟别的地方的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地方有好的人,也有不好的人。总体上看,人民总是勤劳的,勇敢的,善良的。世世代代在延续这个社会,而且能够保持着大体上的一种进步发展的态势。

莫言专访之七:香港印象

我认识的香港作家,我对他们都非常敬仰,而且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

20130919 上午10:01

记者:您曾有一些机会到香港参访,您对香港是什么印像?你所了解的香港作家有哪些?

莫言:我记得有那么几次去香港,都是来去匆匆,感觉到香港是一个繁华的都市,是一个炎热的城市,当然也是一个很有秩序,文明程度很高的城市,但是,我作为一个在农村有过长期生活经验的人进入这种繁华的大城市,确实感觉到不太适应。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压抑,感到人在高楼大厦构成的这样狭窄的缝里面钻来钻去,抬头不见天,感觉到精神上有点受压迫。当然,我想习惯了,大家也都一样。习惯了以后,如果初到我的老家,一眼可以看到地平线,有可能感觉到心里面空旷。

我认识的香港作家,老一代的像西西,年轻一点的像黄碧云、董启章,再老一点的像刘以鬯,当然也包括金庸先生,我对他们都非常敬仰。我觉得他们都写的非常好,而且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金庸的武侠小说,刘以鬯的前卫先锋小说,董启章的长篇巨著,西西的充满了魔幻色彩的香港描述,黄碧云对人性的锋利解剖,这都是我不具备的才能,我对他们充满深深的敬意。

陈嘉珉/2013

出处http://www.scmpchinese.com/sc/features/12727/mo-yan-zhuan-fang-zhi-yi-wen-xue-de-chuan-tong-he-chuan-cheng

编辑/发表时间:2013-10-07 19:07
贡献者:
陈嘉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