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选用高级官员，“首以宿卫近侍”。这与蒙古人重视出身“根脚”的贵族政治观念的影响有关。因为“近侍多世勋子孙”，在当时人眼里，“任才使能……见用之亲切者，惟公卿大人之子弟。见闻于家庭，熟习于典故，而又宿禁近，密忽周慎，出纳辞令，有非疏远微贱、草茅造次之所能及者矣”。终元之世，“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这些“世胄”当中，绝大部分正是由宿卫出职而位致显宦的。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宿卫组织除了执役内庭、环卫帐殿以外，就已承担着协助大汗和大断事官处理国务的职能。入元以后，怯薛歹一方面继续保留着漠北旧制所赋予的参决政事的特权；因此虽然他们不带品级，连散阶也没有，但是其法律地位仍与历朝近侍宿卫很不相同。另一方面，在同中原官僚制相协调的过程中，由宿卫出职入仕也成为一条不成文的必行惯例。即“卫士在劳力干者，其长荐闻，即不次擢官”。元末，怯薛歹迭理迷失几次将为长官所荐用，“辄逊曰：‘某士齿长劳久，宜先擢之。某不敢越也’。东宫素器侯（按指迭理迷失）。一日笑谓曰：‘黑头者（按指怯薛歹中的黑头少年）多为公矣。君年四十犹未仕，将老宿卫矣？’命中书奏官之”。是知以自身老于宿卫，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事。
由宿卫出职登仕者，并不是完全离开怯薛组织去作官，其怯薛歹的身份并没有改变。“诸省部官名录，宿卫者，昼出治事，夜入番直”（《元史·刑法志一》）。因此，他们“虽以才能受任，使眼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元史·兵志二》）。执役内庭，在当时人看来乃是一种特殊的荣宠，绝不是到外朝做官所能等同或取代的。很多重要的人事安排，经常决定于皇帝与宿直的亲信之间的商讨，并且由后者负责向外廷传达。危素记载欧阳玄进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职的始末如下：“初，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在宿卫。上问在廷儒臣，乃以公（按指欧阳玄）姓名对。上曰：‘斯人历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劳勋。汝其谕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劝贤能。’明日，大夫出，遭丞相于延春阁下，传旨既毕，立具奏牍。”近侍传旨拜官一向是元代铨政紊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上引史文亦略可窥见元代自内降旨封授的一般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