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富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鄂西北某县里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一个叫吴国葳的天津某大学的教授被下放到了这里。他来时很狼狈，是被天津方面的2个人押送来的，说他是个大右派，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
天津的押送人员走了，把吴国葳留了下来，县里的领导为怎样安排他却犯了难。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要把他安排到最边远最艰苦的生产队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能让右派分子逍遥法外（当时的口头禅）；一种认为应该把他安排到县一中去教书，因为这穷乡僻壤里能来一个教授不容易，应该利用他的丰富知识为县里服务。
县主要领导实际上是支持后一种观点的，但又怕落下袒护右派分子的嫌疑，就决定把他安排到了县北部的一个偏远区中学去教书。
吴国葳到了区中学后，校长找他谈了话，要他认真接受改造，虚心接受再教育，并问了他过去的一些情况，知道了他是一个化学方面的教授。
校长为难了。学校里化学老师并不缺编，甚至物理老师都有富裕，怎样来安排吴国葳呢？于是专门召开校委会，商量怎样给吴国葳安排工作的事情。
会议开得并不顺利，因为开始大家都想的是要一位原化学老师改教别的课程，腾出位置来安排吴国葳。可分别找来所有的化学老师，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自己的本专业而改教别的课程。最后还是教务主任想到了一个招：学校不是没有生物专业老师吗，就让吴国葳教生物好了。
让一个化学教授教中学生物，是有点勉为其难，可吴国葳还是接受了。他认真地钻研教材，把课教得还是不错。
那是一个崇尚工农的年代，知识分子只能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当时在农村就流传着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下乡后把麦子当韭菜，把桐子当苹果的故事。吴国葳自天津来，人们自内心里很希望他发生把麦子当韭菜、桐子当苹果的事，然而他没有。人们在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失望外，还对于那些糟蹋城市知识分子形象的宣传有些颠覆。
然而，过了不多久，吴国葳教授还是闹出了一个笑话。并且让他的人生经历再次走下了一个台阶。
一次，在课堂上，有一个男生举手要求发言，吴国葳同意了。这男生站了起来，很严肃也很礼貌地问道：“老师，请问什么是犍子？什么是嫫牛？”惹得课堂上哄堂大笑，女生们甚至都羞红了脸颊。可那男生还正二八百的喝道：“去，笑什么笑！”
吴国葳不知是计呀！他也不知道学生们哄堂大笑的含义呀！他还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学生们以为不值得提问呀！可是，他确实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了，一时张口结舌，不知道怎样回答。不过，吴国葳教授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如实告诉学生，这问题他不懂。不过他会查资料，在下一节课上回答学生。
其实吴国葳不知道，这只是一个顽皮学生给他开的一个玩笑。在鄂西北，人们把公牛叫犍子，把母牛叫嫫牛。可吴国葳不知道哇，他还以为学生是真的是不懂才向自己提问，事业心让他一定要搞清楚后给学生一个答案。
下课后，吴国葳到学校图书室里去查资料。这是一个很不象样的图书室，总共不过万册的图书，质量还不是太高，他当然没有什么收获。他又不敢去问老师们，怕他们说自己的学问差。最后，他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去问农民啊，他们不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吗？再说了，农民们是朴实劲，是不会笑话自己的学问的。
吴国葳走出校园，正好看见一个老农在那里犁地，就走上前去很客气地问道：“老同志，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老农抬起头来，见是大名鼎鼎的教授吴国葳，就吆喝住牛，从兜里掏出烟袋来按了一锅烟点燃，然后说：“不敢当，有什么问题你问吧！”吴国葳就很谦虚地问道：“请问，什么是犍子？什么是嫫牛？”
听到这话，老农瞪直了眼睛望着吴国葳。他不明白，教授吴国葳为什么要问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转而一想，这人来自大城市，不知道犍子嫫牛也很正常。可怎么解释他才能听得明白呢。他望着眼前的牛，忽然有了主意，于是指着牛对吴国葳说：“你看，那肚子下长着刷刷的，就是犍子。”他正愁怎样来介绍嫫牛时，正好嫫牛尿起了尿，于是就脱口而出：“从档头上尿尿的就是嫫牛。”
看到老农的表情，吴国葳开始很紧张，以为自己问了什么不该问的话。他正准备道歉离开时，老农开了口。老农形象的解释使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一问题。他向老农道了谢，就转回了学校。路上他还洋洋自得，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农业方面的知识。原来，吴国葳到这所中学后通过学生的平日对话已经理解了物体的次要面是档头，所以对老农的话他理解得颇深。
又上生物课了，吴国葳开堂就向学生们宣布：“我现在告诉你们上一节课那位同学的问题，肚子底下长着刷刷的牛就是犍子，从档头上尿尿的牛就是嫫牛。”一下子，课堂上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笑声，惹得在邻班上课的老师都赶过来看究竟。校长和教务主任也赶来了，他们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都唬着脸愤愤地离去。笑声过后，那些女同学们都把脸埋在了桌子上。
吴国葳意识到自己闯祸了，可他又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这一节课，他没有能够上下去，他象木桩一样的立在了讲台上没有动。教室里也出奇的平静，学生们好像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以为与自己或多或少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是一个禁止在公开场合谈性的年月，更不要说在课堂上提及性了。吴国葳在课堂上虽然提及的是牛，但他却赤裸裸提及牛的生殖器。这在当时的城市里或许没有什么，可这里是落后闭塞的山区，当时的妇女们都还在用布带束胸，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年代，吴国葳竟然在青年男女混杂的课堂上直指牛的生殖器，其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谕的。
吴国葳在课堂上谈牛生殖器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区、全县。县里的领导来了，组织学校开了吴国葳的批斗会，宣布把他下放到一个鄂豫陕交界的生产队里去接受改造。
在生产队里，队长为他还颇费了一番脑筋。给他腾了一间房让他住，还派人教了他３天怎样做饭炒菜。最为他伤脑筋的是为他安排工，让他干农活吧，他什么都不会干，而且手没有缚鸡之力。最后不得不把原来的放牛倌撤下来一个去干农活，让吴国葳去顶替他放牛。
那时生产队里的活，确实只有放牛最轻松，早上把牛赶上坡，放牛倌只要照护着它们不下地去吃庄稼就行了。牛是集体的，喂养得好与不好一般是没有人认真过问的，差不大离就行了。不过，到了牛的发情期，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这里是山区，山坡陡峭而且悬崖多，牛在发情期时犍子们为了争夺配偶经常抵簪，偶尔有滚下悬崖摔死的情况。在这里，犍子与嫫牛交配叫淫草。它们淫草时如果嫫牛不配合而犍子强行行事也有双双滚下悬崖摔死的危险。
那时候的农村，耕牛是大型的生产工具，被视为宝贝，受到严格的保护，当时的法律上就有一条破坏耕牛罪。那时的牛还不能随意的宰杀，对老弱病残确实需要宰杀的牛，要报上级和公安机关备案批准。因此，在农村，摔死了牛是大事，会牵动生产队里所有人的心，那些放牛倌们都很谨慎，在牛的发情季节里几乎与牛寸步不离。尽管这样，摔牛的事件还是会偶尔发生。
不过，真正发生了摔牛事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时情，因为那些放牛倌们都是些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只要不是故意把牛推下崖去的，最多也就是罚一点工分了事。再说了，社员们心底里还巴不得一年摔死一头牛，好分些牛肉回家加吨餐。至于那些成分高的人他自己不敢去当放牛倌，生产队也不会安排他去放牛。安排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吴国葳当牛倌，这在生产队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吴国葳当上了牛倌后的第一年，一切都相安无事。他很快就熟悉了这一新的工作，而且与队里的干部群众的关系都处理的很不错。人们开始熟悉他，信任他，觉得他不象一个坏人。
第二年，摔死牛的事终于在吴国葳身上发生了。
那是一个下午，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山坡上去放。
因为正是牛的发情期，他们几个牛倌一改往日在一起集体放牧的习惯，各自把牛赶往了不同的山坡。太阳就要落山了，他正准备把牛往回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头发情的犍子扑向了一头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嫫牛。嫫牛一闪，让犍子扑了一个空，然后撒腿就跑开了。大约是犍子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它不顾一切的就追了上去。健壮的犍子不几步就接近了嫫牛，再次向嫫牛一扑。嫫牛又一闪，没想到旁边就是一个悬崖，一下子就摔了下去。
这一切来得十分突然，让吴国葳都来不及反映。等他反映过来时，他的第一个反映就是扯着嗓子大喊：“不得了啊！，嫫牛摔下崖了啊！”
在地里干活的社员们都赶了过来。他们到崖下发现那头嫫牛已经没有了气息。于是有人把死牛抬回了队里去立即剥皮割肉，有人帮忙把其余的牛往回赶，有人搀扶着已经吓瘫了的吴国葳往回走。
晚上，人们在生产队里的大稻场上燃起了篝火，准备批斗吴国葳。吴国葳战战兢兢的走来了，站在了人圈的中央。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破坏耕牛的右派分子吴国葳！”
在直冲云霄的口号声中，吴国葳反而镇定了下来。他环顾人群，一张张熟悉而憔悴的面孔扫过眼帘，他知道他是给乡亲们造成了财产的损失，他一定要在说清事实真相后，勇敢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口号声停了下来，民兵排长宣布批斗会开始，他要求人们勇敢地上前来揭发吴国葳的罪行。可与往日的批斗会不同，这次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揭发吴国葳的什么罪行。在５、６分钟的冷场之后，民兵排长转而要求吴国葳坦白自己的罪行。
吴国葳说话了：“我有罪！是我不小心造成了集体财产的重大损失。当时的情况是，犍子要强奸嫫牛，嫫牛不从才跳崖自杀。我没有来的及制止犍子的犯罪，我原意承担一切的责任。”
吴国葳的话引发了一片笑声。就连平日老唬着一张脸的民兵排长也笑得前仰后合。这时，生产队长发话了：“好了，扣发吴国葳这个月的粮食5斤，今天晚上分肉就没有他的了。现在散会，一户去一个人领牛肉。”
吴国葳在这里一住就是10几年，几乎已经被当地农民同化了，如果没有人提起，还真想不到他曾经是大城市里的教授。不过，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闹出什么笑话了。
“文革”后期，吴国葳回了天津又当起了他的教授。他走后，当地的人们还很想念他，时不时的提及他。不过，他却再也没有回来过，甚至连一封信也没有来过。或许对他来说，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