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是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一篇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约18000字。

最早发表在192735日出版的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3536期合刊上。当时只刊载了其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第一、二节。327日和43日出版的《战士》周报第3839期又接着刊载其后的第二章第三节,即14件大事。3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第191期也发表了该文第一章、第二章前两节,内容未作变动,但加了一个二月十八日长沙通信的副题。此后,《湖南民报》和当时汉口国民党《中央副刊》也开始连载了此文。4月份,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了该文单行本,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亲自为之作序,号召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湖南民报》上连载的这篇文章,从章节内容到文字都与《战士》周报和《向导》周报刊载的文本相同,不同的是还连载了第二章第三节。国民党《中央副刊》在刊印时,曾有个别文字的修改。长江书店的单行本改动最多,主要是集中在第二章第三节。这一节由于内容可以独立成章,于是在单行本中被改为第三章。此外,关于农民与农民协会所做的14件大事,文字上也有不少改动。特别是对第九件大事中提到的中国剪刀差问题在提法上有所改动,并回避了这一名词。

1927527,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5期上转载了此文,这是该杂志反映中国人观点的第一篇论文。这次刊载虽然没有作者署名,但它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上的全文,小标题也是引用《向导》上的。在俄文版《共产国际》发表后仅半个月,英文版的《共产国际》也于612刊载了此文,并在扉页上加了一段俄文版上所没有的说明: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刊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

延安时期,该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两节又按《中央副刊》文本先后编入中共中央书记处1942年编印的《六大以前》1943年编印的《两条路线》。此后,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1944515编印的《拂晓》第1卷第2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94475编印的《斗争生活》第31期,中共中央北方局1944年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1945228编印的《党的政策选集》,延安解放社194551出版的《党的政策选集》,中共安东省分委1946221编印的《工作通讯》第2期,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1946424编印的《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大连大众书店1946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共冀南书店1946年出版的《党的政策选集》,中共太岳区党委19471月编印的《土地政策选集》,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共土地会议秘书处19477月编印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土地问题》,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7月印行的《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中共华中工委1948125编印的《土改文献》,以及出版日期不详的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中国土地问题历史文件》、中共胶东区党委《斗争》杂志第39期、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宣传部《干部读物》第1卷、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政治部《群运政策学习材料》等党和军队的报刊、杂志、毛泽东文集、选集,均收入了这篇文章。但上述这些报刊、杂志、毛泽东文集、选集以及1946414中共辽东省宣传部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基本上都是按1943年《两条路线》文本刊印的,也就是说,均只收入了文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前两节。直到1947,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续编本)才按照辗转抄录到的长江书店单行本第三章补入了14件大事,刊出了这一报告的全文。从此往后,19471024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编印的《土地问题指南》,194712月晋绥新华书店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卷,都收入了这篇文章的全文。

19512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印1942年编的《六大以前》时,也全文收入此文,并作了一些校订和修改。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作者又对文章作了少量修改。此后,1964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1986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等著作,均按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版本收入了这篇文章。但1964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却只以《糟得很好得很》为题,收入了其中的第四节。这次《毛泽东选集》再版,未作内容上的变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1927年的发表,在当时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长期以来,毛泽东就在湖南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革命活动,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与农会组织,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为湖南农民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北伐军进入湖南时,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便有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千百万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把几千年来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普遍建立了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农民协会,真正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而湖南也由此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全局。在农民革命斗争威力的震慑下,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都大为恐慌。他们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叫嚷农民运动糟得很。在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派的攻击和咒骂所吓倒,跟着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抑制农民革命,提出农民协会的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组织农民革命武装,在地主豪绅买办阶级的进攻面前,采取了投降主义政策。为了支持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驳斥地主豪绅买办阶级对农民革命的责难,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2714开始,毛泽东亲自到湖南,用32天的时间考察了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行程700多里,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走访了工、农、妇等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召开了不同类型的调查会。25调查完毕,回到省城长沙,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汇报。212,他从长沙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16日,他就视察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概要提出了他的观点,并说将在三四天内写一个详细报告报送中央。接着,他便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撰写详细报告的紧张工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彻底揭露并清算了反动派诬蔑农民运动的各种反革命宣传,有力地驳斥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攻击,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充分阐述了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文章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才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他们在几个月内就做了孙中山40余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创造了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因此毛泽东说这是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糟得很则是地主阶级打击农民起来革命的理论,是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是反革命的理论。文章在充分估计农民运动伟大意义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把它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必须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取得对农民的真正领导权,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二,坚持和发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理论,明确论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文章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因而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这是农民革命的根本任务和获得全面胜利的保障。不把地主政权打倒,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活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就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由于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所以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就是政权问题。在农村革命中,必须坚决“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舍此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为了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文章还指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而建立农民武装的办法,一方面是夺取地主武装加以改造;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农民的新的武装。只有建立起一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才能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巩固与发展农民革命政权。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基本理论的运用和发挥,为全面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认识成果,对于指导当时中国的农民革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状况,论证了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文章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种,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其对革命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所不同的是,到革命进入高潮时,中农也能参加革命。至于贫农,则始终是最坚决最积极的革命力量。贫农在乡村中占绝大多数,占乡村人口的70%,是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许多人“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但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革命最勇敢、最坚决,他们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就不能形成乡村中的革命状态,就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同时,也正由于贫农是最革命的,所以才应该由他们掌握农会的领导权。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关系到农民革命成败的关键。文章明确地肯定贫农的地位,热情地支持了当时贫农的革命行动。文章斥责了那种把贫农诬蔑为痞子惰农的反革命论调,强调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四,深刻地阐发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文章以革命的激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农民的革命行动,有力地回击了当时来自各个方面的对农民运动的咒骂和诬蔑,以充分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断,全力为农民辩护。作者认为要在中国农村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就必须在农村掀起一场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和组织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进行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文章还详细地列举了农民协会所做的14件大事,批驳了那种指责农民运动过左的谬论。文章指出,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归根到底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在一个大的革命运动中,革命者应从主流看问题,必须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和缺点,使运动健康发展。群众运动一发展起来,就必须加以组织。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

文章高度评价了当时湖南农民协会组织迅速发展的意义,指出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在谈到农民取得政治权力,奠定了革命秩序后,文章又提出了在生产上组织起来的号召。群众的革命斗争,是群众自己的事,因此要发动群众,就必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这篇文章正是发挥了这样的思想,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最有办法的,只要真正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革命的事业就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总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驳斥了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诽谤,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热情地支持了农民革命运动,对当时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篇文章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又一个理论成果,它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理论观点上互相衔接,互相补充,表明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编辑/发表时间:2010-01-04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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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