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是指国家运用
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的手段,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状况,使之合理化、完善化,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
结构调整不能再失去一个十年
刘尚希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比预想的要大。之所以这么说不是低估了国外金融危机受创的严重程度，而是对国内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估计偏高，对国内经济的脆弱性严重估计不足。
从1998年开始的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但与此同时，消费率却不断下滑，
这使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程度扩大，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减弱。这一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表现得更加明显。
为应对危机，
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投资、税收、补贴、货币、信贷、担保等方方面面的政策。就总体而言，政府的应对是及时的，措施也是比较适当的。但
当前的政策主要侧重于化解国外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而对导致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滑坡的内因估计不足。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经济越是脆弱，国外危机的影响就显得越大。
要看清长期目标
保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则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转换经济发展方式，逐步降低国内经济的脆弱性，进而提高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化危机为机遇。这个目标必须要清晰起来，要不然就会被保增长、保GDP的目标把更重要的长期目标遮盖了。
总结一下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也许是有好处的。应当承认，当时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主要是使经济滑坡变得慢了一些，防止了经济一下子下滑。而真正使经济走出低谷的并不是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是2002年后世界经济好转，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强劲，正是这个外部环境发生了转机，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这样积极财政政策才得以撤出。从2002年开始，中国出口增长都是井喷似的，2002-2007年，6年来平均增长28.8%；2007年跃上万亿美元台阶，达到12180亿美元，增长25.7%。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才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快速恢复，并出现了局部投资过热的问题。
尽管增长很快，但主要是出口与投资推动的，这个时期的消费率实际上是不断下滑的，在快速增长的这几年，国民消费率几乎是一年降一个百分点，2007年降到了49%，远低于1998年。这说明，这个时期的增长质量并不高，是在发展方式转换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取得的。事实上，伴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加大了，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弱了，尽管看起来中国的GDP规模更庞大了。直到这次国外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再一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回顾过去十年，至少使我们认识到长期目标的重要性。
所以一定要看清长期目标，而且要让短期目标服从长期目标。只有这样，才可能化危机为机遇，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假如再次错过这个机会，满足于GDP数值，下一次遇到的问题恐怕就是严重的危机。
虽然现在提出了调结构，但目标上仍不很清晰，实际上仍是侧重于投资分配结构的调整，淡化了改革对转换发展方式的重大作用。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化
从近十年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这三个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在逆转的。
其中，
消费率不断下滑，2007年为49%，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消费需求不断萎缩。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却很快，原因在不断提高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经济增长形成了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这使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程度扩大，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减弱。而消费率的下降不只是反映当期消费需求不足，更严重的是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下滑，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后劲。因为人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靠消费来实现的。不断下滑的消费率说明的是经济内外失衡，也意味着民生出现问题。
现在，国外是金融危机，我们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应该看到，外部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非常大。
其实，为什么经济变得脆弱，经不起任何的外部冲击，从上述三个指标，
也是增长的三个动力可以看出来。当出口、投资这两个动力不断加大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区间，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外部一有风吹草动就受不了。
投资上去了，生产能力上去了，东西要卖出去，就要依靠出口。所以投资增长越快，投资率越高，意味着整个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性程度越高。出口依赖也导致产业链外向化。我们观察到的是直接影响出口企业，实际上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因为我们现在出口的初级产品、原材料逐渐减少了，而制成品多了。出口导向在国内形成了产业链条，外部冲击的不仅仅是直接出口的产业，而是与出口产品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的产业。所以外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从表而内，一点点地加深的。这样，就使得国外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超过原来的预期。
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使人力资源变得枯萎，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的劳动力多数是初中以下的，技工严重短缺，转型升级受阻。在我们的观念中，消费与人力资源是两码事，没有把人力资源不足和消费率走低联系起来。
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人力资源开发是空谈。人力资源是人，人要有良好的就业能力，身体素质要好，文化素质要好，要有劳动技能的积累靠什么？靠消费。消费是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的条件,所以我们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这些年是不断下滑的，中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远远快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的能力不足怎么能发展？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与此密切相关。
消费总量不足，整个民生问题就会恶化。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消费的差距逐步拉大，消费的不平等性变得严重,消费的安全性也变差，三鹿奶粉导致奶粉的出口量下降了90%。整体来看，因为消费率过低导致了我们整个发展方式的逆转。
1998年之后的几年本来是转换发展方式的良好机会，但是我们丧失了这个机会。在不景气的时候忽略了转换发展方式；但是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进行转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不景气的时候忙着保增长去了，而等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又缺乏了转换发展方式的压力和动力，所以发展方式总也转换不了。这就是十年来中国发展方式逆转的重要原因。
应该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
针对当前的问题，我认为当前的
基本政策应落到消费上来，投资也应当有利于消费状态的改善。国外金融危机也好，国内实体经济出现问题也好，其实都是消费导致的。美国是因为消费过度导致了金融危机，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导致了经济滑坡，根源都是消费。
现在应当怎么来扩大消费？我认为现在应该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
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个是消费的总量，二是消费的差距，三是消费的安全。这对消费的影响非常大。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既是短期的政策，也是长期的政策，如果说要找到一个长短期政策的结合点，则只有在消费上才能找到这个结合点。
在具体政策操作上可作如下考虑：
如由公共消费带动私人消费。公共服务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共消费，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可以带动私人消费。这些年来公共消费不足，是私人消费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
要防止新的 “两个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尤其在目前保增长的形势下。当经济增长滑坡时，我们的思维倾向首先是保生产，压低工资，让消费者收入下降来保企业。如果一边倒，这将会陷入恶性循环，加剧经济滑坡。企业裁员降工资是自保的办法，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两个比重至少不能下降。如果两个比重继续下降的话，很可能导致严重经济危机，那就不是现在说的这种情况了。
凡是有利于扩大消费总量的，有利于缩小消费差距的，有利于消费安全的，这样的投资可以扩大；凡是与此无关的，甚至起反作用的投资，则要控制。这就是说，当前政府投资方向的确定应从与消费的关联度来考虑。在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上，我们不能按照赶超发达国家的思路来考虑投资的安排，而是要充分考虑中国当前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村消费不足的现实情况，以扩大消费总量、缩小消费差距和增强消费安全来安排政府投资和引导民间投资。
另外，大力加强农民能力建设。按照目前数据，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达到2.25亿人，随着农民的转移，农民工的数量仍会不断扩大。在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应以更大力度来培训农民。尽管有的地方已经在做，但力度不够，还没有提升到人力资本积累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当前情况下，这项工作既能转移就业压力也能扩大消费需求。用于培训的投入，本身构成即期消费需求的一部分。还能为产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转型、转向、升级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减少因找不到合格劳动力而对产业、企业升级带来的阻碍。
（作者为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
江苏省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
坚持省委、省政府确定的
“一个统领、两个率先、三个发展、四个优先、五大战略”的工作思路，坚持一手抓先进制造业、一手抓现代服务业，着力推进五个转变：一是继续坚持解放思想，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制造业从产业链的中低端向高端延伸和转变；
三是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四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服务外包业，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五是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转变。
经济结构调整应注意几个问题
一、调整经济结构是应对两大潮流的需要。
第一，高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其中包括信息技术革命、生物工程革命、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材料革命。这个潮流必然会对全球各国原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冲击，使得有些产业将走向衰落或淘汰，而一些产业将萌生或以爆炸性速度发展，尤其是软件和生物工程产业。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等方面。这个潮流把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地球成为“地球村”。我国经济要想快速发展，就不能无视这两大潮流的存在，要适时调整传统经济结构，顺流而行。
二、怎样抓住经济结构调整这根主线？
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怎样抓住经济结构调整这根主线并将之贯彻到底呢?要办好四件大事：第
一，调整农业和农村的结构。农业结构调整首先是调整种植结构，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压缩粮食种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将以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为主的二元种植结构逐步转变为三元种植结构：一种粮，二种经济作物，三种饲料作物。要发展绿色农业、订单农业和创汇农业。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发展加工业，特别是搞好精加工和深加工
。第二，用新技术和先进的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工业化进程。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发展工业化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同时，工业化的推进还离不开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支持，改造传统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又会促进我国装备(设备)行业的巨大发展。
第三，有选择地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五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八字方针“总体跟进，重点突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我国科技方面有一定研究基础又有发展潜力的技术进行突破，主要的突破点有四种：信息农业、生物工程产业、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及航空航天技术产业。
第四，按市场化要求大力发展现代化服务业。一要瞄准需求潜力大、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如旅游、保健、文化及小区物业管理等，使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二要破除单纯生活服务业的思路，走为生产服务的道路，比如技术、信息、咨询、中介服务及金融、保险、证券服务等。三要打破行业垄断，解决民间资本和外商资本的市场准入问题，让非国有经济进入现代服务业。
三、下一步改革的四个明显特点：
第一，改革进入深水区，将动关键部位。第二，改革的系统性和配套性增强，除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外，非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提上了未来五年的日程。第三，改革的风险加大，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就业的压力加剧了风险。第四，改革将改变过去经验主义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在制度创新上作文章。主要是五大制度：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制度、市场体系、金融和信誉制度、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及政府管理经济的制度。
四、科技创新需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总体跟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二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三是经济领域中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关系；四是国家创新系统与企业创新系统的关系。（常修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
经济结构调整到底调什么？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11-10
最近两年，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观点经常见诸报端，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结构调整到底调什么，说法却五花八门。
有人说我国应改变内外经济失衡的状态，用人民币升值和减少退税的政策来挤压出口企业，以此来改变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有人根据机电产品及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的事实，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取得重要进展；还有些人主张限制投资增长速度，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并着力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这些观点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有一些难免有脱离实际或生搬硬套之嫌。
经济结构调整到底调些什么好，确实值得好好研究。
遏制出口没必要 刺激内需是核心
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偏高，内外关系严重失衡。内外失衡的表征之一是大量出口与大量进口相伴而生，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大量流入中国，经过简单加工之后制成品又返销到世界各地，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境商品循环圈。表征之二是外贸顺差节节攀升，2004年为320亿美元，汇改后的 2005年首次跃上1000亿美元，2007年更是激增至2622亿美元，由此外汇储备也以惊人的速度累积，到2008年9月底已经高达19000亿美元。这就在商品大循环的同时，形成了出口货款汇入、央行外汇资金汇往境外投资的规模庞大的跨境资金循环圈。双循环格局的存在，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和市场，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但同时也会带来贸易争端增多、流动性输入、外汇储备风险增加、对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过于依赖以及国民经济受全球形势的影响日趋明显等负面影响。
从当前的形势看，我国“双循环”形式的内外结构失衡已比较严重，而且已到了必须认真加以改变的阶段。但要改变这种失衡状况，药方却不能开错。为求对症下药，首先必须找准内外失衡的主要原因。
我国经济外溢过多、顺差高居不下，主要是如下三大因素造成的：第一，长期以来执行的重外轻内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目前大都已得到改变，但残留的尾巴仍不少，对外资过于重视的观念仍深深扎根在地方官员头脑中。
第二，被严重扭曲、没有真实反映成本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环境保护执行不力，企业排污未付出对价，农民工工资长期过低，社会保障严重不足，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很不充分，水电、煤油及工业用地价格被人为压低；以上不合理的情况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变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将本该由他们付出的成本转嫁给社会、转嫁给国家、转嫁给子孙后代，由此生产出的商品成本自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达到内外平衡，必须逐步推进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不能使用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升值不仅改变不了生产要素价格不合理的局面，还会把许多外向型企业挤垮，从而使企业更没有能力和财力去解决环保、社保、劳保及安全生产投入等均严重不足的问题。
第三，不够旺盛的内部需求。按照X-M=Y-(C+I)的公式，消费和投资不足，一定会导致进出口顺差增加。在我国，由于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增长已经过于依赖投资了，因此，近几年来政府一直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这种偏离我国城市化阶段、偏离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的国情的做法，是顺差太多、储蓄率（含企业、政府的储蓄）偏高、产品外溢的原因之一。当然，内需不够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投资，而是总体的消费明显不足。虽然我国的社会财富已积累得比较多，但财富集中、贫富分化的现象也比较明显，基尼系数已从1988年的0.34上升至2006年的0.47。一方面，我国几千万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买不起、用不起家用电器；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却在叫嚷产能已经过剩，电冰箱、空调、微波炉出口金额在总产量中的比重已分别达到37%、 49%和78.9%。这种矛盾的局面实际上正揭示了内外失衡的根本所在。
要改变内外失衡的状态，
政府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下大力气解决三农问题，逐步改变城乡二元格局。第二，认真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影响消费者信心的一系列问题（可以救地产，但不能救房价）。第三，在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阶段，容许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第四，逐步改变生产要素价格过低的局面，加强环境保护，提高安全生产的标准。第五，继续清理外资和外贸优惠政策（如出口贴息及招商引资政策）。
制造业关键是品牌和附加值
谈到外向型经济，谈到结构调整，就不能不提制造业的结构调整问题。有些人认为，
我国的制造业结构不够合理，突出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偏高，对外出口的大都是服装、鞋类、玩具等价格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些人还以机电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升至57.8%为由，宣称近年来结构调整已取得明显进展。实际上这种观点只看到问题的表象，没有抓住本质。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对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是有害的，应当加以批驳：
第一，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高达1600多万，就业压力一直很大。在此情况下，
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稳定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GDP就业弹性系数却从80年代的 0.303急剧下降至0.105左右，由此带来了大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状况与有些地方动不动就上大项目，过分追求资本密集型及高科技型产业投资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各个省市按此思路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第二，我国的出口产品只赚吆喝赚钱少，与产品种类无关，与加工贸易方式及外资主导的贸易格局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在外贸中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占主导地位，所以，我们赚不到相对丰厚的技术专利费用和销售利润；因为在外贸出口中加工贸易占了大头，许多出口仅仅是简单或贴牌贸易，所以，我国企业拿不到品牌收益和境外的差价收益；因为我们对民族品牌扶持不够，所以许多中资企业即使独立生产了，也不得不依附于境外的跨国公司。
第三，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90%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IBM、戴尔等纷纷把生产基地搬到中国，由此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顺差过多，还会因同质竞争而进一步加剧西方政客及劳工界的反华情绪。实际上，即使是这些被某些人拿来炫耀的高科技出口产品，中国从中获取的收益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这方面笔者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在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稳定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以国内自主创新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第二，在产业、金融、税收和政府消费等诸多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有实力、有品牌的中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第三，不论是何种制造业，政府都应当支持企业不断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重视品牌创建及技术研发等工作。
城乡二元格局亟待改变
前面已经提到，要改变经济内外失衡的状况，关键措施之一就是要认真、彻底地解决困扰多年的三农问题。内需不足与9亿农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低有相当大的关系，而农民消费不起则又与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格局有关：包括现代化的城市与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相对应、居民的较高收入与农民的低收入相对应、缺乏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农民与后顾之忧较少的居民相对应，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与各方面待遇明显偏低的农民工相对应等。
为此，我们应当改变农业补贴工业的做法，使城市和工业更多地反哺农村和农业；改变国家资源大部分都投资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的做法，显著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环卫、道路、水电、教育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投入，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并强制企业为农民工建立安全的生产环境及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在农业方面，除了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业直补外，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使农民更加安心于农业生产，使农村尽快摆脱只有老弱病残在耕作的危险局面。
不能盲目限制固定资产投资
除了以上三大结构调整外，有些人还主张改变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的局面，改变服务业比重偏低的状况，并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对此我们也应当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
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增长速度过快确实容易导致供需失衡、资源紧张及通货膨胀，但这并不等于说限制投资增速就是合理的。在是否需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看到，这几年的形势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及城市化、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阶段。我国的城镇化率 2007年只有44%，人口抚养比已从1982年的61.6%下降至去年的不足40%。在此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稍快一些是合理的，对社会资源进行跨期最优配置是应该的。第二，在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2006年已高达59%，而政府资金的比重却只有13.6%，这与改革开放后最初20年的情况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第三，自2003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而且顺差的规模越来越惊人，外汇储备风险也越积越大。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之后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政府应允许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应避免其增速失控，并继续打压低效、重复的政府投资行为。
（作者柴青山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笔名姜艾国，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意见。）
刺激经济不能忽视经济结构调整
2008年11月17日 北京商报
商报讯（记者 刘佳
）“4万亿元救市计划见效不难，但可能很难避免因此导致的经济结构恶化。”日前，多位业界专家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担忧，纷纷提醒政府在刺激经济的同时，勿忘经济结构调整才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
长期以来，消费不足或长期忽略消费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然而投资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正是大起大落的重要成因。
今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减速。一些业界人士认为，现在不应管结构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保命”，不能让经济速度掉下来。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持否定态度。他在日前召开的“世界经济与中国2009”论坛上表示，现在还是应该强调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再重复过去的模式，终究有一天无法再维持下去。
余永定还向记者透露，他早些时候参加有关部委和国家领导人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发现决策层对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有非常充分的认识，而且调整结构早就被列入我国的长远规划之中。不过他仍直言：“此次出台的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的经济刺激方案，可能很难避免令经济结构陷入不利局面，令人担心。”
与此同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也对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副作用提出了警示：“明年经济增速8%应该能做到，但代价非常大，可能需要今后更多年去调整结构。”
摩根大通中国区研究部主管龚方雄认为，应该把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益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他建议，把4万亿元资金更多投入到就业与医疗保障的社会框架当中，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事业稳定全民消费预期，刺激经济增长。他指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避免重复建设、避免扩张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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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靠退税上调难扩企业出口
商报讯（记者 刘佳）国务院日前公布了今年下半年第三次上调出口退税的决定，不少企业希望借助新政在目前紧张的国际贸易形势中“喘一口气”，不过业内专家的政策评价却给这些出口企业泼了一盆冷水，认为新政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当前我国外贸出口明显减速、企业生存受到威胁的背景下，国家接连推出上调出口退税的政策。对于政策调整的效果，经济学家沈明高直言，企业不要指望通过退税率的调整扩大出口量。“明年就会看到政策效果将被外部经济的放慢全部抵消，出口企业如果想要以此来缓解出口减速的压力，希望可能要落空了”。
此外，在经济结构亟待调整的关键时刻，频繁使用出口退税这一手段也被专家认为是不可取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近期出口形势困难，我国确实不应该轻易放弃出口市场，但出口退税不是一种贸易鼓励或者遏制政策，不能简单地成为降低或增加出口的工具。他解释说，外国有各自的进口货物征税政策，我国的出口退税目的在于保证我们的出口企业与其他企业处于同一条竞争线，使出口企业不吃亏。“关于贸易政策的问题希望商务部的同志多考虑。”余永定最后说。
价值中国网相关专题：
http://www.chinavalue.net/Special/2010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