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昭

  迟到半世纪的致敬——古钱币学家罗伯昭



  中国古代钱币馆   蔡律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5年8月1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显著位置,我看到对无私捐赠钱币的人士表达诚挚的敬意,其中钱币收藏家、钱币研究专家罗伯昭先生作了专门介绍。1957年,罗伯昭将15247枚钱币毅然捐献中国国家博物馆,1962年又将珍藏的另一批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更为动人的是罗伯昭看到古钱商手中有一枚“壮泉四十”,正是上海博物馆缺品,他就不惜高价买进,无偿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1979年,罗伯昭子女遵照先父遗嘱,将遗存的古钱币分赠给上海博物馆和家乡的四川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对无私捐赠钱币的人士表达诚挚的敬意  蔡律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罗伯昭先生引起我关注的是,他是重庆市巴南区人。史料载,罗伯昭(1899~1976)名文炯,号沐园,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民国10年(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长期经营桐油。1956年公私合营后,任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理,上海市第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黄浦区政协副主席,黄浦区副区长。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钱币馆对罗伯昭先生的介绍。蔡律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罗伯昭公余之暇,唯泉是癖,早在民国13年就开始搜集古钱币,30年代在武汉不惜重金收藏罕见古钱珍品。世人誉为“南张(张叔驯)、北方(方药雨)、巴蜀罗(罗伯昭)”。民国28年初,罗伯昭由重庆取道香港来上海定居,每周必去广东路上海古玩市场与古泉爱好者茶叙。在古泉界诸公倡议下,罗伯昭着手筹建中国泉币学社。民国29年初春,在罗氏宅邸召开中国钱币学社成立大会,被选为副社长。同年又与丁福保等倡议成立“寿泉会”。不仅在财力上支持《泉币》杂志,而且为《泉币》双月刊撰写“所谓天监五铢之疑问”等考据文章20余篇。

  罗伯昭广收兼蓄,所藏古钱既丰且精,蔚为大观。40年代,他以大洋五千的高价,收购了一枚即将流散国外的“新币十一铢”。其他如《沐园四十泉拓》中之六铢、天圣铁母、绍圣背施、靖康折二、“闽永隆通宝”大铁钱,“天策府宝”鎏金铜钱等品,均为稀世珍品。



  《罗伯昭钱币学文集》  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蔡律摄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钱币界先后在江浙、京津、辽东、四川等地掀起集藏、研究热潮,但多规模较小,且持续时间较短。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成立的中国泉币学社以其大规模、时间长、活动规范、人员阵容强大,成为最具权威的泉币研究社团。泉社诞生了一批钱币收藏大家,其中最有影响力者数戴葆庭,有“南戴(葆庭)北骆(泽民)”之称。一般来说,称得上收藏家的家底自是不会少,民国钱币收藏家中张叔驯、罗伯昭、陈仁涛、孙鼎、沈子槎等都是资本家或实业家。

  罗伯昭出生在重庆巴南区,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成为国内钱币集藏界的领军人物,因与他人联名发起筹组中国钱币学社而闻名海内外。解放后,罗伯昭一心报效祖国,并于1957年将15000多枚中国古钱币无偿捐赠给国家,受到文化部嘉奖。1976年,罗伯昭去世,葬于无锡。2004年11月22日下午,无锡市钱币研究会举行了纪念罗伯昭先生诞辰105周年座谈会。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著名钱币研究专家戴志强说,在罗伯昭身上至少折射出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两种精神。

  一枚古币价值多少?

  借用一则资料:四川省造光绪元宝价格,1896年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水龙红铜试铸样币一枚,未发行,清代铜元中的顶级名誉品,铸造精美,存世极罕,素为泉界耆宿汲汲追寻之名珍,此枚正、背面均粗马齿版、低满文,为目前唯一可流通的红铜水龙版别,各类机制币权威目录均有收录,流传有绪,PCGS XF40金盾; 根据清代户部的要求,各省制造铜元,须援引广东成法,成色、图案及面值以广东省铜元为标准。四川当三十铜元,可能由于当三十的面值不符合户部关于铜元币制的规定,未被获准发行,在清代的铜元中,面值当三十者,仅有四川一省。

  目前已知,四川当三十铜元“水龙”和“飞龙版”各有红铜和黄铜两种材质,均极稀贵。其中,红铜“水龙”与“飞龙版”各见四枚,黄铜“水龙”和“飞龙”版各见二枚存世。据悉,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四枚全套收藏,系罗伯昭捐赠,上海博物馆藏有红铜“飞龙”和“水龙版”各一枚,分别为李伟先和罗伯昭捐赠,而1993年上海博物馆编撰《清代民国机制币》目录即以馆藏四川当三十红铜水龙为封面,肯定了其在中国钱币中的至高珍品地位。此枚四川当三十铜币,是目前唯一可流通的红铜水龙版别,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是足以奠定藏家收藏地位之重器。

  估价 RMB  1,800,000—2,800,000     成交价  RMB  2,070,000   HKD  2,584,270   USD  310,500  EUR  227,700

  为纪念古钱币学家罗伯昭先生,辑录引用两文献,供网友参考。

  心香一瓣罗伯昭──追寻早期民建企业界人物罗伯昭

  来源:上海民建

  “心香一瓣”是罗伯昭先生儿女们为纪念父亲而编辑文集的题名。心香一瓣有晚辈缅怀长辈之意,更有罗伯昭先生爱国爱民爱家之情。罗伯昭先生是怎样一位企业家?他与民建会有何渊源?且听分解。

  一个四川人的桐油情缘

  罗伯昭,字文炯,号沐园,四川重庆人。1899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四)出生在重庆。
父亲罗应文开办绸布庄,因经营不善倒闭而投身重庆聚兴诚钱庄当账房先生。罗兄妹5人,他排行第一,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罗伯昭自幼聪明,读书很用功,14岁时到上海读书,先入民立中学,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商科。1921年毕业后,返回重庆。此值父亲朋友杨希仲先生谋划开拓国际贸易,创设聚兴诚贸易部,罗便进入该部任职。四川万县一带盛产桐油。当地桐油质优价廉,罗常在山区奔走,收购桐油和山货,白天翻山越岭,晚上投宿又脏又臭的鸡毛小店,很是辛苦。数年后,他由于业务熟悉,又聪明能干,受上司重用,担任襄理、经理等职,月薪拿到一百多银元。

  1929年,聚兴诚总经理杨希仲去世,贸易部内部发生矛盾,罗伯昭辞去职务,自组信昌号,代生利洋行收购山货、桐油等。罗从中收取佣金。生利洋行的美商范格,原籍德国,移民美国后,开始到中国做桐油生意。桐油在工业上用途很广,运到美国销售,获利甚丰。范格赏识罗的才干,1930年与之合作经营。范格出资大部分资金,负责国外销售。罗伯昭出资两千银元,负责国内采购,业务迅速发展。为了使桐油达到出口标准和方便油船停靠,罗伯昭选址在重庆长江南岸龙门浩建造桐油加工厂。数年间,罗赚了不少钱,成为富商。1934年生利洋行由重庆迁至汉口。据罗伯昭女儿罗炯记忆,那时她家住汉口四维小路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印象中父亲“穿的是西装,皮鞋很亮,坐私家黄包车去行里上班。”可见当时罗伯昭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

   1938年夏,时局紧张,罗伯昭全家逃难回重庆。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又从城里搬到郊区歌乐山上。生利洋行被迫停业。当时,范格夫妇在上海,劝说罗移居上海。1940年春,罗伯昭辗转抵沪。范格夫妇已为他代买下一幢花园洋房,即安福路7号。

   到上海后,罗伯昭没有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固然有战争因素,不能从事桐油出口,更主要的还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不愿在日伪统治下去发国难财,有人曾动员他出去经商办企业,都被断然拒绝,他宁可变卖房产来维持家庭生活,过苦日子。罗伯昭曾对儿女们说:“那时没有任何收入,吃掉了一栋楼”他讲的“吃掉一栋楼”指的是变卖房产所花的钱。但罗伯昭一点也不后悔。

  抗战胜利后,生利洋行恢复业务,罗伯昭仍和范格合作,做桐油出口还兼做药材。范格在美国代罗买了小汽车和冰箱,运来上海。家中雇有厨师、司机及两名女佣,颇有气派。

  南张北方巴蜀罗

  罗伯昭生意场上的成功莫如他在古钱币收藏和研究上的影响。引起他收藏钱币兴趣的是一枚小平钱。清末,市面上流通的多数是内方外圆的小平钱,一般小孩得到小钱后,不是即去买零食,就是扔在一边,绝不会多看几眼。幼年的罗伯昭却不然,父母给的零花钱,总要仔细端详,反复观看,寻找它的特点,认为好的,妥为收藏。有一次,不经意之间,他得到一枚背有八卦图的小平钱,觉得很稀奇,爱不释手,可不慎遗失,使他好几天恍恍惚惚,直到失而复得,才笑逐颜开,恢复常态。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收集钱币。

  一般小孩按照字帖上练毛笔字,罗也不例外。而他更多的是对着钱币上的字体练,他发现诸多制钱中,虽大小不同,厚薄不一,轻重有别,书法各异,但都有一个繁体“宝”字,且“宝”字的写法多种多样,出于好奇,将品相好,字体美,宝字有特殊写法的钱保存起来,临摹一篇全是繁体“宝”字的大楷,竟无一完全相同者,国文老师阅后问:“你喜欢古币?”他连连点头。老师说:“我国钱文化历史悠久,学问高深,我是古币爱好者,深知集币需有一定条件,你长大后可把集币作为自己的爱好,但目前莫费过多时间和精力,以免耽误学业。”老师的话,他一直铭刻在心,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他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学习,节假日在图书馆中度过,终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进聚兴诚贸易部以后,他恢复收集钱币。由于采办桐油和山货,他经常行走于山区。一次,他发现某茶馆门前摆一串制钱,便拿起仔细观看,发现内中有值得收集的古币,周围好奇的人见他伫足观钱,便围上前,看看人,又看看钱,有人说:钱是喝茶老者的,此钱放门前,一直无人问津。老者没想到今天有人问价?便不慌不忙地讲:“货卖行家,看来你是个行家,也是个爱家,只要你喜欢,给多少钱都没关系。”面对慷慨大方,颇有修养的老者,罗伯昭二话没说拿出八块银元,问:“这些钱够不够?”老者接过钱平心静气地说道:“只要你觉得值就够了!”然后坐到原处,继续喝茶。用大洋买小平钱,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大为不解,觉得钱都应按面值论价才合理,拿白花花银元,买只值几角的小平钱,岂非一桩怪事,这件事竟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新闻,广为流传。

  之后,每次到各地办事,罗伯昭总是了解当地古玩市场和访问泉界知名人士,当得到珍稀古币,他甚至比吃山珍海鲜,美味佳肴更有滋味。他集币不仅求品种、数量,更重珍品,更重古币知识的提高,每当收集到前所未有的品种,都要翻阅古籍考证,查找新来者的有关材料,若从书上弄不清楚,会找泉友虚心求教,直至审查清楚为止。罗的书房里有二十四史和很多线装书,有时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还去书摊淘书,只要有空就坐下来研究古钱币,他对我国各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了如指掌。

  重庆的古玩店老板没有不认识罗伯昭的,精明的老板收到珍稀古币,悄悄放下,专等罗去时拿出来亮宝,能赚更多钱。“新币十一铢”是用五千大洋买的。在成都,他购买杨介仁的全部藏泉和樊楚村全部泥范、铁梁五铢。有时用几根金条买回一枚珍稀的小平钱,特别是买到众泉友皆无的孤品,他感到很自豪,很值得。有人为罗伯昭统计过,他花钱购买钱币在两千万以上。他认为金钱可再挣,古币难再生,可遇不可求,看好买到手,以免失良机,后悔无尽头。1930年代末,罗伯昭已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赫赫有名的泉界大家,与南方上海的张叔训、北方天津的方药雨并驾齐驱,被誉为“巴蜀罗”。这也是“南张北方巴蜀罗”的来由。

  支持学生运动遭捕,加入民建进步

  不同于其他钱币藏家,罗伯昭还是一位钱币研究的组织者。1940年初,他同丁福保、张絅伯、蒋伯塤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泉币学社”。该社是解放前历时最长,影响最大,名人最多、办得最好的民间钱币组织。该社社长是丁福保。罗伯昭则是副社长,他把安福路7号的寓所作为学社活动场所。自1940年8月31日至1946年3月16日,该社有案可查的例会多达178次。每次例会,既不是随心所欲的漫谈,也不是毫无准备的杂谈,而是先确定每周例会研究题目,分头作好准备,围绕议题,各抒己见。每次例会都有记录备查,会上展示的作品,均认真制作拓本妥善保存,诸如此类的具体工作,全由他办理。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中国泉币学社编的杂志《泉币》经费出现亏空,他拿出40万元弥补,才使该刊善始善终。

  在学社,有位民主人士对罗伯昭影响较大,他就是民建会发起人之一张絅伯先生。在罗伯昭女儿罗炯回忆文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48年春,父亲突然被特务抓去,全家一片慌乱,我和五姐(罗明润)就坐在楼梯上哭,不知怎么办,后来才知是从被捕的交通大学学生身上搜出父亲开的支票。特务抓父亲的目的主要是敲诈钱财,所以经亲友奔走,花了二十两黄金,特务才答应放人,但还要找个铺保。我和五姐自告奋勇去找安福路上的一家书店老板,请他当保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这家书店买文具,借阅小说,书店老板很熟悉我们,慨然允诺。父亲释放出来后还有个小特务时不时地顶住父亲继续敲诈。父亲生性耿直,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经过这件事,便时常骂国民党腐败。”事后,才知道罗伯昭资助交大学生是由张絅伯牵线的。

  1948年冬,国民党军事上节节败退,鹿死谁手,已成定局。罗的好友多数都随大潮离开上海。是走还是留?罗伯昭举棋不定,在张絅伯的宣传下使他决心留下。此后,罗伯昭结束了生利洋行,独资开设德丰华行。

  上海解放,罗伯昭鼓励、支持女儿参加随军南下工作队,获陈毅市长亲笔书赠“拥军模范”的证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带头捐献飞机大炮款。1953年1月,经席文光、叶椿年介绍加入民建组织。同年10月19日他作为上海工商界代表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慰问时间长达3个月。在前线,他写信申请公私合营。合营以后,罗担任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国际贸易联合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理。

  1956年1月他当选为民建黄浦区委第一届副主任,当时主任是叶宝珊。同年5月他当选民建上海市委第一届委员。1958年叶宝珊调任市工商联副主委,罗伯昭任民建黄浦区委第二届主任,之后的1961年第三届、1965年第四届,他均任民建黄浦区委主任。他还是黄浦区副区长、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第二至四届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晚年他将自己所有泉藏捐献国家,心香一瓣,实现了报国的愿望。1976年2月3日,这位享誉收藏界的民建企业界人物因病在沪与世长逝。享年77岁。  

  迟到半个世纪的致敬 

  2015年03月19日   来源:北京日报

  “我的收藏捐给国家,能得到永久保存”

  ——古钱币学家罗伯昭(1899—1976)

  当罗炯听闻中国文物学会要为他父亲、我国钱币收藏大家罗伯昭出书时,竟然一夜没有睡着。罗炯说,家里兄弟姊妹四个,只有她和远在美国的弟弟等到了这一天。“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这部书,毕竟我已经84岁了。”

  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是罗炯离休以后。她根据父亲留下的著述,并找到父亲的旧时好友,整理出大量文字资料。2008年,罗伯昭的四个子女集资2万元,自费出版了《罗伯昭文集》,随后又自费出过几本小册子,以示对父亲的永久纪念。

  1957年,罗伯昭将15247枚钱币毅然捐给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之后他继续收藏,1962年又将珍藏的另一批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罗炯一直记得捐献前父亲对家中孩子说的话,“他说我花了无数心血收藏,但是你们没有一人继承我的爱好,我的收藏,在子女手里就是废铜烂铁。把它们捐献给国家,就能得到永久保存。”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祥与罗伯昭从未谋面,“我是通过拜读先生撰写的文章,欣赏先生收藏的钱币实物及拓片,使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位钱币界前辈的手眼风范。”多年来研究罗伯昭,使周祥深感,不停留于收藏之表面,而是融历史考证于一体,才能使收藏集大成。

  对历史精细的研究,让罗伯昭比别人更能慧眼识珠。因“建国通宝”的鉴定和收藏,罗伯昭被视为神一样的存在。

  如今看来,那是一段具有惊险意味的收藏之旅。建国通宝钱以前没有人见过,钱谱上也没有著录过,更重要的是,历史上也没有“建国”这一年号。据罗炯所述,当年有钱贩子将这枚“建国通宝”带到了上海,钱币界人士都认为是赝品。随后,这枚钱币又被钱贩子带到了北方。“我父亲当时没在上海,未能亲眼一见‘建国通宝’,他只是后来见到了拓片。”罗伯昭经过仔细研究,断言这是个好东西,一定要追回来。于是派人拿着十两黄金到北方,将宝贝买了回来。

  屏蔽此推广内容天天与这枚钱币谋面之后,罗伯昭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周祥通过研读罗伯昭当年发在《泉币》第七期的《建国通宝钱考》一文得知,“他经过研究发现,宋徽宗曾有过‘建中靖国’年号,但时间也就是两三个月。他因此确定,钱币上‘建国’两个字是‘建中靖国’年号中首尾两字。可谓意义非凡。”周祥说,“建国通宝”仅有篆书、楷书钱各一枚,篆书钱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而楷书钱不知所踪。

  罗伯昭的磨难也出现在“文革”,罗炯哭着回忆,她家几次被抄家,她父亲受尽屈辱,但他毫无怨言,并表示“这是受考验”。

  尽管罗伯昭遭遇了不公平待遇,但也没有影响罗家的捐献行为。“文革”以后,国家把抄走的一些文物发还给罗家。1979年,罗家四个子女商量后决定将其全部捐献,上海博物馆从中挑选了140件,其余捐献给了四川博物馆,“家里没有剩下一枚钱币,我们没有觉得可惜,我们知道这是父亲的愿望。”罗炯说。

  民国泉王--巴蜀“罗伯昭”的故事

  本文转自《钱币界名人逸事》

  作者:马传德

  1976年的春天,是我今生难忘的一个春节。当时,我国各地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之中,这场沸沸扬扬的政治运动,搞的人人自危。我家的亲友们为了避免惹出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麻烦来,约定互不拜年走动,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父亲(马定祥)在节日期间恪守了这条“规则”,一直待在家里。以求平安无事。

  正月初五(2月4日)下午,我与父母亲正在闲谈之时,突然邮递员敲门,我父接信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原来是罗家寄来的,是一封“罗伯昭先生于2月3日凌晨逝世”的讣告。我父亲捏着由罗伯昭四个子女署名,用蓝色圆珠笔写在普通信笺上的这张讣告,读之再三,然后长叹一声,怆然悲痛地说:“罗先生走了……走了也好,他现在终于摆脱了……”

  虽然那时我父亲也处境不佳,但那一天,我父母亲还是冒着风险前去参加罗伯昭的追悼会。据我父亲回来说,参加龙华殡仪馆追悼会的尽是罗伯昭的近亲家属,而泉币界同好只有他一个人。他深有感触地说:“罗先生昔日在泉币界中,是具有一呼百应,一言九鼎的崇高声望的人物,而今日出席追悼会的人却寥寥无几……”让他感到悲伤至极。他还告诉我,当他与母亲进入灵堂时,罗伯昭家的老佣姚妈迎上前来提出要我父亲佩戴白花、黑纱,她是这样对我父亲说的:“小马,你虽然不是罗先生的亲属,但先生在世时,与你最要好,你也对先生最好,所以我们不把你当外人,今天你不但要佩黑纱,还要戴白花……”姚妈的话说到此,我父亲自是一阵心酸,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罗伯昭原名文炯,后署名伯昭,号沐园,斋名宝琼阁,其“宝琼阁”斋名,至今知者甚少。罗伯昭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川重庆人,早年来上海求学,1921年毕业于上海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商学院,获学士学位。后返回四川经营桐油贸易,颇为成功,当时即有“桐油二王”之称。罗伯昭曾任美商生利洋行渝万分行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罗伯昭是我国工商界的著名爱国人士。1956年公私合营后,罗伯昭曾任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此外,罗伯昭还是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并担任黄浦区副区长、区政协副主席、黄浦区工商联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常委等社会公职。

  罗伯昭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对中国历代古钱发生浓厚兴趣,收藏研究古钱币,是他终生不渝的爱好。在四川时期,他以重金先后收购了杨介人的全部藏泉,以及樊树材所藏的全部泥泉范。1935年后,罗伯昭到汉口,兼任生利洋行汉口出口部经理。在汉口的三年期间,他广交泉友,与泉界同好成立“泉友会”,邀请武汉三镇同好来家聚会,鉴评藏品,讨论泉学,交换藏泉,成为当地泉界活动的中心。由于罗伯昭不惜巨金广收珍稀历代古钱,迅即成为西部地区藏泉的首屈一指的人物,在泉界就有“南张北方巴蜀罗”之称,是与张叔驯、方药雨齐名的古泉大收藏家。

  近年来,我看到一些关于介绍罗伯昭早年在四川、汉口等地收藏珍稀古钱的文章,并列举了一些珍稀古钱品目,但十分遗憾的是将罗伯昭那是珍藏的顶级大珍——西王赏功银钱、元丰重宝篆书白铜钱等孤品都遗漏了。出现此情况,也许撰文者为得悉日本《货币》杂志曾有罗伯昭发表的文章所致。1935年第194期和1937年第216期日本《货币》杂志,以“宝琼阁罗伯昭”署名的《谈西王赏功钱》《元丰重宝钱》两文中,都已写明上述两钱为其所藏。

  1939年,罗伯昭受好友美商范格之邀,转道香港来沪,以0美元买下巨泼莱斯路(今安福路)7号独幢花园洋房定居。当时上海为“孤岛”,工商凋敝,难民糜集。罗伯昭虽有雄厚资金,但不愿发国难财,他宁可弃商隐居,以收集、研究历代古钱币为乐趣。此时,上海已是泉界精英聚集之地,张絅伯、张季量、王荫嘉、郑家相等名家均早已相约每周在广东路的古玩市场戴葆庭先生的店铺中沏茶相聚,研讨泉学。家父迁居上海后,戴葆庭与我父亲在新老古玩市场的各自店铺中,曾联袂举办下午泉友茶叙会,现尚保存有当年他俩联名印发的邀请信函。罗伯昭每逢聚会必到,积极参予交流活动,终于成为上海泉币界的领军人物。1940年5月,中国钱币收藏界发生了一件应载入史册的大事,由罗伯昭与郑家相、王荫嘉等人联合倡议成立了中国泉币学社,社址设在罗伯昭宅邸。由年岁最长、德高望重的丁福保为社长、罗伯昭为副社长,并负责学社刊物《泉币》杂志的总编辑事宜。事实上,当时《泉币》杂志的出版费用,主要由罗伯昭承担。第一次例会活动于8月31日举行,并定于每周六下午4时至6时30分在罗伯昭宅邸聚会(自1942年1月10日第71此例会起改为每两周一次)。

  中国泉币学社于1950年7月2日至10月5日,曾在罗伯昭宅邸连续举办了11此专题讲座,分别由罗伯昭、郑家相、张季量、张果园、沈子槎、彭信威等人担当主讲,罗伯昭在第11次讲座上,主讲了“中华苏维埃银铜币”。当年的这些“中国泉币学社专题讲座”的手刻油印讲义史料,我父亲一直保存着,弥足珍贵。

  20世纪50年代末,我父亲曾带我去罗伯昭价参加过泉友聚会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此种例会已改为不定期,有时亦在孙鼎的延安西路美丽园家中举行。我第一次去罗伯昭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罗伯昭家在安福路7号,二楼的客厅较为宽敞颇有气派,各种古玩摆设都十分讲究,使我深深的感到罗伯昭不仅是一位财力雄厚的富商,而且是一位品位极高的文化人。在进门处的茶几上,放着一只插了一束红花的大花瓶,原来此花不是真花,而是出于罗伯昭的太太尹尚瑛只收的杰作——绢花,罗伯昭太太的“尹派”绢花曾在上海工艺界、北京政界轰动一时。客厅正中墙上挂着一个有毛泽东全身像的黑白照片的镜框,照片下端有引人注目的“毛泽东”亲笔签名,该照片是毛泽东本人赠与罗伯昭的。客厅的另一端悬挂着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矛盾)署名的褒奖状。参加那天聚会的有郑家相、戴葆庭、沈子槎、杨成麟。赵权之、朱绍森等人,另有一位报社记者列席采访。罗伯昭夫妇备茶点热情招待,由罗伯昭主持会议,并用钢笔在练习本上作简单记录(可惜50年代的一些例会记录,经“十年浩劫”后,已下落不明)。我父亲带去一小串古钱,其他出席者都携带了一些钱币,以作交流、欣赏。在那天会上大家围绕一枚辽代厌胜钱的铸期问题展开了讨论,各抒己见,发言热烈,有人甚至争论到面红耳赤的地步,真让我吓了一大跳。这些前辈们对待钱币学术研究如此认真,心地如此坦诚,使我感受颇深。他们之间尽管年龄有大小,社会地位欧高低,但在学术问题上始终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绝无论资排辈的习气。我认为,这正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国钱币学术研究上能有如此辉煌成果的原因所在。其中罗伯昭对我国泉币事业的贡献,至巨至伟,功不可没!

  我父亲数十年泉币生涯,结交了众多的泉币界朋友,其中罗伯昭是他生前极为钦佩的一位。在我十二三岁刚懂泉币时,就从我父亲处听到罗伯昭的大名和一些他们之间交往的事情,有些事让我永远铭记在心。他们相识于1939年,自那时起,罗伯昭就一直昵称我父亲为“小马”。直至70年代初,有一天,我父亲带我去看望身居斗室的罗伯昭,他们在谈话之中,我父亲打趣地说:“罗先生,现在我小儿子传德也有两个女儿了,可你却还在叫我小马?”罗伯昭当时虽身处“文革”挨批挨斗、监督劳动的逆境中,但他听后仍露出淡淡一笑说:“小马,我已不可能再改称呼了,这是我叫习惯了。”事实上,我父亲心里也不想他改掉“小马”的这种亲切称呼。罗伯昭与我父亲情谊交笃,亲密无间,罗伯昭是我父亲的良师益友。是真正的莫逆之交。

  在此我介绍当年罗伯昭与我父亲的泉缘中有关两枚古钱的故事,其好事多磨的曲折经历,堪称是中国泉坛的佳话。

  一、“新币十一铢”钱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北方出土了一枚“新币十一铢”钱。这枚前所未闻的古钱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各地泉友的关注。当时泉坛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真伪莫辨。张絅伯先生从北方泉友出获得了此钱的拓片,他在1942年3月出版的第11期《泉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新币十一铢质疑》的文章,当时郑家相亦附同张絅伯观点。张絅伯、郑家相两人皆为泉界元老,均属中国泉币学社创始人之一,又任《泉币》杂志评议员,在国内古钱界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俩持质疑否定态度,以致这枚索价昂贵的“新币十一铢”钱,在京地城了无人问津之物。

  家父告诉我,次年(1943年)冬,他又一次赴北京寻钱访友,特地去拜访了“新币十一铢”的物主李庆裕(李庆裕在琉璃厂开了一爿“云松阁”古玩铺),要求亲眼看看那枚颇有争议的“新币十一铢”实物。李庆裕感于我父亲的一片诚意,欣然答应,从内室取出装有该钱的一只锦盒。我父亲说当他打开盒盖时,眼前即有一亮之感,这是一枚开门见山的真钱!父亲小心翼翼地从盒内取出这枚遍体红斑绿锈的古钱,将该钱的文字制作、铜质色泽反反复复地仔细审视一番,断定这是一枚千载难逢的稀世孤品。我父亲当即直言相告:“此钱为王莽所铸,是一枚毋庸置疑的创见珍品。”李庆裕闻听此言,欣喜若狂,即邀我父亲去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涮羊肉。席间,我父亲提出此钱是否可以割爱相让,李庆裕说,他为了此钱,投入不少的资金,但几年来却无人识得此钱,现在既然马先生认定是珍品,确是非同一般的行家,故愿意转让给我父亲。我父亲当即以一两黄金作订金,最终以十一两黄金之价成交。我父亲返沪后,即去罗伯昭处,向罗伯昭推荐了这枚被冷两三年之久的珍钱。罗伯昭看了“新币十一铢”,同样爱不释手,他相信我父的鉴定,同意我父的推论,决然用巨金购下这枚稀世孤品(据罗伯昭后裔回忆,当时罗伯昭是以5000大洋购买的),罗伯昭一直自诩“新币十一铢”是他所收藏的一万五千余枚古钱中的第一大珍品。罗伯昭所藏钱币已于1957年全部献给国家,此枚“新币十一铢”钱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二、“永隆通宝”铅钱

  1966年,当时我父亲供职于广东路上海文物商店。有一天,我父亲在店中发现一封被弃的福建泉友来信,内附一张用铅笔涂得“永隆通宝”铅钱拓片,此钱背上酉“闽”字,下有“仰月”纹,我父亲根据多年鉴定古钱的经验,按拓图中此钱的神韵、文字、制作,皆符五代钱风,不似赝品,显属一枚创见品。我父亲即提出应复函物主刘某,求其将此钱寄沪。未及多日钱寄到后发现果然是真品。我父亲收到此钱后,即将此事打电话告诉罗伯昭。罗伯昭自1957年无偿捐献全部藏钱后,凡遇所喜爱的珍稀古钱,继续高价收集,已解“钱渴”。父亲特地请他来店欣赏,并建议罗伯昭收藏这一枚珍钱。

  8月20日下午,罗伯昭如约来到上海文物商店,我父亲据实详告了这枚“永隆通宝”铅钱的来龙去脉,罗伯昭听闻他人与我父亲对此钱的真伪有不同的观点,且此枚古钱标价500元,价格不菲,故犹豫不决。经劝说和考虑后,他最终说:“小马,我听你的!”他愿意以500元高价买下此钱。岂料,罗伯昭长在交割之时,大街上突然喧闹异常,“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同时,文物商店沿街偌大的玻璃窗上,已被纷纷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砸烂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大小小标语。原来这天是红卫兵开始上街“扫四旧”,这种突如其来的“革命”行动使文物商店的经理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匆匆下达关门停止营业的指示。兴致勃勃来店觅宝的罗伯昭,此时也急忙付了钱款,携带这枚珍品“永隆通宝”铅钱,匆匆地从正在拉上的铁栅栏的门隙之间,侧身挤了出去。“永隆通宝”铅钱成交的过程,竟有如此不烦的经历,确有耐人寻味之趣。它是沪上泉界遭“文化大革命”禁锢前的最后一幕插曲,是罗伯昭生前最后收藏的一枚珍钱,可谓“绝唱”!也是罗伯昭对中国历代钱币收藏热爱之终生不渝的生动见证。

  这枚被罗伯昭后期所得到的“永隆通宝”铅钱,抄家时又遭失踪的厄运,在“十年浩劫”中,罗伯昭蒙受的摧残无法想象。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每月给他的生活费只有20元,他每天还要再常熟路安福路口扫地。我父亲去看望他,他连连摇手示意不要再来。但他却还是候机会来到襄阳公园,和我父亲及其他一二知友偷偷相会。每次相会,他总还是提及此钱,可见他是念念不忘这枚属后期收藏之冠的心爱之钱,但直至谢世,仍未见下落。

  “文革”结束后,罗伯昭的子女秉承其父爱国遗志,将发还的文物悉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正巧我父亲那时也调到上海博物馆工作,在罗家捐献物的钱币类中,未发现“永隆通宝”铅钱。有一天,我父亲经过存放罗家其他捐献物的旁边,有一只烟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随即将烟罐拿起,轻轻一晃,闻有撞击之声,我父亲打开罐盖一看,岂料久寻不见的“永隆通宝”铅钱,竟安然无恙地藏身其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父亲与这枚“永隆通宝”铅钱从“识钱”到寻钱“的二度相逢,真是不可思议之事。为此,父亲特地写了一篇《永隆大钱志》,以作纪念。如今,这枚“永隆通宝”铅钱,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该钱的下端标有五个字——“罗伯昭捐献”。

  参考文献:

  1、迟到半个世纪的致敬      2015年03月19日  来源:北京日报

  2、心香一瓣罗伯昭──追寻早期民建企业界人物罗伯昭

  3、《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面世 迟到半世纪的致敬

  4、他们捐献了国宝,而国家给了他们什么?

  5、著名钱币学家罗伯昭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章

  6、四川省造光绪元宝价格鉴赏

编辑/发表时间:2015-08-05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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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