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货币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因此要求必须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解决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问题。这种货币就是“超主权货币”。

  超主权货币-背景

  为了在即将于下周召开的伦敦G20峰会上占据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世界各大经济体近来纷纷加紧展开从舆论攻势到实际政策等各方面的博弈。目前来看,针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及治理方案,国际上的主要经济大国明显分成了三派意见:美、日、英三国主张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注入——也就是所谓“救市”——稳定住岌岌可危的金融市场;以法、德两国为代表的欧洲则对救市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必须尽早改革现行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以中、印、俄、巴等“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大国则既不否认救市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只是其改革呼吁更多地着眼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

  在此背景下,周小川文章的价值就显得非同寻常,预计这也是本次峰会上中国将要开出的最重要的药方。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的建议不同于之前美、欧各怀私利的主张,它具有高度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并无显著倾向于本国利益的动机,因而又平添了几分公信力。

  在文章里,周小川重提凯恩斯60年前的大胆设想,建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进行改进和扩大,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的改革,逐步创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文章的核心意思是要在未来建立一种不与任何国家主权挂钩的“世界货币”,以此作为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的工具。文章还就它的实践操作性作了探讨,并提出了一套相应的解决方案。

  应当说,这是一个看起来极其理想主义的设想,其现实障碍是不言而喻的。假如它能梦想成真,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实际流通但却同时又承担着沟通地球上所有不同货币间交易结算使命的货币符号。而之前的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不论是黄金还是美元,实际上都是相应的那个时代中最具有稳定购买力的真实货币。这也意味着今后货币的信用将不再依托于货币中介物本身的价值或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然而,在一个至今仍完全由主权国家规则支配、“世界政府”遥不可及的“丛林式”世界体系中,发行这种“世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权且假设它是IMF——自身的权威又托身何处呢?退一步说,就算IMF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或主要大国的共同支持,在技术上它又如何确定“世界货币”的发行量呢?会不会由于这种“世界货币”本身的发行不当而造成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实际上,周小川的主意十分类似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单位(ECU)”。但这里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没有欧洲一体化和统一货币的预设目标,ECU的功效将是极其有限的——它本身只是一个中间过渡产物。也就是说,假如世界各国不能就未来建立统一的真实“世界货币”达成共同的追求方向,“升级版SDR”的前景就将大打折扣。

  在全球经济日益不可分割、美元体系日益力不从心的当下,与其说周小川提出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还不如说他抛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相信这个问题一定能赢得举世共鸣。最早公开类似设想的其实是俄罗斯政府,它在3月16日提出的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super 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的主张,与周小川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可谓异曲同工,只是周小川的方案更为细致和具体。那么,一周以后,它会不会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联手而成为金融危机重重阴霾下伦敦城里的主旋律呢?

  超主权货币-作用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2、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对于参与各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2、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SDR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超主权货币-目的

  赶在伦敦20国金融峰会之前,中国亮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底牌。这就是周小川的所谓“超主权货币”。

  如周小川所讲,“超主权货币”这一提法由来已久,70年前凯恩斯就曾主张推翻以主权货币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改为锚住由30种主要商品构成的国际市场一揽子商品价格。

  要纠正的是,“超主权货币”的历史比周小川所说的还要长。到底有多长,周小川自己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得出答案:由于白银与黄金都是超越主权的货币,因此,银本位和金本位,都是锚住“超主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起码可以将“超主权货币”的历史上溯到14世纪。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国际货币体系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超主权货币”,并且直到主权货币成为世界货币之前都是如此。

  周小川一定不是主张国际货币体系倒退回金银本位的时代,但从他以颇为赞赏的语气谈论凯恩斯的“超主权货币”方案来看,他并不清楚国际货币体系一以贯之的改革路线。

  在很大程度上,白银之所以从17世纪开始渐渐退出国际货币体系,是由于此前出现的白银供给快速扩张随着北美和日本的白银产量减少而结束。金本位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世界黄金产量出现了历史上最强劲的增长期,另一方面是黄金的价值量远远超过了白银,由此解决了储备货币供给不足与世界贸易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

  到19世纪末出现的黄金汇兑本位制,是对以往的“超主权货币”的第一次否决。尽管此时的黄金并没有彻底退出国际清算体系,并且依然是重要的储备货币,但国际货币体系还是由此进入了由主权货币及主权国债务

  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其中的原因依然是“超主权货币”的供给不足。到20世纪初,与当年的白银情况相类似,世界黄金产量的增长链条突然被打断,但世界贸易总量却依然在增长。于是,当黄金供给不能满足世界贸易增长需要的时候,不得不以纸币替代实物货币。之所以没有从黄金汇兑本位制一步跨入完全的主权货币阶段,原因是防止各种主权货币之间的竞相贬值而威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是美元汇兑本位制。虽然这一体系仍与黄金沾边,但不是锚住黄金,而是锚住美元。必须承认,布体系是二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必然选择,原因是当时只有美国的主权信用存在扩张空间。这实际上也给出了国际货币体系在主权货币时代的改革路线:哪一个(获多个)国家的主权信用扩张空间巨大,该等主权货币就应当成为储备货币。当然,其目的依然是满足世界贸易以及由贸易增长推动的世界经济增长的需要。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信用的最高等级是主权信用。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货币体系自黄金汇兑本位制以后一直寻找强势的主权货币作为其存在支撑点的原因。

  那么,周小川所说的“超主权货币”究竟要锚住什么呢?

  可以肯定,受周小川赞赏的凯恩斯方案绝对行不通,相反会大大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波动性。原因是凯恩斯的方案,其实是主张将国际储备货币锚住一揽子商品价格。众所周知,商品市场是最容易操纵的。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周小川的“超主权货币”似乎依然是锚住美元,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其它国家的表决权而已。

  超主权货币-可行性

  在现代社会,以国家主权为主导的中央银行对有效的货币政策运作都存在无数困境,那么与国家主权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一定会更多。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发表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说,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他认为,创造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将需要很长时间。短期内,国际社会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

  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汇率激烈的波动所带来的负增强机制更是明显,世界各国更是希望有一种有效的国际储备货币来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安排,尽管经过不断变迁与演进,但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让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更是暴露无遗。可以说,正是这意义上,周小川行长希望建立起一种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建立这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何以可能?

  一般来说,现代货币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建立主权国家信用担保基础上,离开了主权国家的信用担保,信用货币是无法确立的,更不用说成为交易结算、贮藏及投资的工具。现在,我们希望建立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否有可能呢?有人会认为,不是有欧元为样板吗?不是有SDR吗?

  但是,实际上,尽管欧元已经有近十年的历史,其在欧洲经济中的作用也明显,但是欧元的结果如何仍然是相当不确定的,如果欧元各国出现政治上的利益冲突,欧元功能与作用立即会弱化。近几个月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向欧洲蔓延,欧元弱化表象开始在显示出来。这也就是近几个月欧元快速贬值的原因所在。不过,欧元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建立在长期的政治协商基础上的。

  我们现在再回到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设想上。对于这种货币的设想,由于它是与国家主权相脱钩的,或是没有国家主权为信用担保的,因此,这种国际储备货币一定是世界各国政治协商的结果。可以说,即使这种政治协商可以进行,但是由于当前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十分巨大,各国在这种政治协商中的利益诉求是相差很远的。因此,在这种政治协商中要达到各国认可的一致意见是不容易的。即使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意见,其成本也是十分昂贵的。

  还有,不仅建立这样一种脱钩国家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要通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即使可以通过政治协商能够建立起这种国际储备货币,同样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管理运作这种货币的问题。

  再就是,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它要行使计价、结算、贮藏及投资的功能,那么它的定价如何来进行。是否可能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价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但实际上,这设想是好,要实施起来同样是不容易。因为,选择代表性篮子里的商品,各国生产出来的这样商品所内含的要素价格是会相差很远的。在这种情况下,以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价基础建立起来的国际储备货币也就无法准确地反映各国货币的比值关系。

  其实,作为一种国际储备及计价货币,比如美元,并非仅是政治角力的结果,而且更多是市场选择的使然。事实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以往任何一种世界货币有很大不同。比如,美元的国际货币是通过一系列条约来实现的;它是通过美国向全球提供市场开放的方式来实现的,而美国金融市场的效率支持了美元本位国际化;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理论上同样存在特里芬难题,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但是,当面临这种困境时,美国能够寻求其解决的方式。当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更重要的还在于美国国家经济竞争力,在于美国综合国力。

  因此,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这是必须的。但这种创造性改革必须站立在现实的基础上。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困境,我们更多的是如何面对既有的现实,并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上寻求现实目标之路。这样,理想才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超主权货币-评价

  在全球第二次金融峰会召开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应创造可保币值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在文中,周小川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他提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的基础上,建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以克服现行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调节全球的流动性。

  的确,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便是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终止美元与黄金挂钩之后,制约美元发行的唯一障碍被彻底扫除,印刷钞票完全成了美联储的权力。其结果是,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发行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是美国的货币,却的确是全世界的麻烦。就此而论,周小川行长提出摆脱美元、建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就人类货币史而言,在英镑和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之前,无论是银本位,还是金本位,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性都是超主权的。

  美元独步天下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之后,人类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不下数十起,无不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今天已经36年了,但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具有长期内在稳定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避免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而周小川行长提出以IMF的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将之改造成超越主权的储备货币的设想,无疑是人类进行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因此,在第二次全球金融峰会召开之际,周小川行长重提特别提款权,提出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我相信这种努力肯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

  然而,就目前国际金融秩序的现状而言,这种努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IMF从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元霸权的最好诠释者。根据IMF的决策机制,拥有16%以上投票权的美国有绝对的否决权,这就决定了设立在华盛顿的IMF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无法承担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其次,IMF在不改造的情况下,根本难以取得对全球货币供给的控制权。第三,IMF根本无法对全球流动性的供应进行配置,使之既不至于过量,也不至于过少。第四,IMF无法合理配置全球货币供给。这四个致命的缺陷,决定了特别提款权从1969年创立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因为美元的流动性一直处于爆炸的状态,特别提款权根本没有发挥国际储备的机会,其在储备资产方面的意义非常有限,直到2002年,其在IMF会员的非黄金储备中所占比例不足1.25%。

  因此,就中国的金融外交而言,首要的不是去主张创设什么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应如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所倡导的,对IMF进行改造,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同时对美元的发行,通过国际机制加以限制。目前IMF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中国的份额甚至不如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根本无法反映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与实力。可以说,彻底改造IMF,是将特别提款权改造成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必要前提。否则,所谓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只是一个虚幻的、不可靠的空中楼阁,可能外表极为华丽,但毫无根基,一阵强风就可以将其摧毁,更不用说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了。

编辑/发表时间:2009-03-30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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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