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人物基本信息
中文名：	周樟寿
别名：	周豫才，周树人，鲁迅
家乡：	浙江 绍兴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881年9月25日
去世年月：	1936年10月19日
所处时代：	现代
职业：	文学家，思想家
毕业院校：	南京路矿学堂，仙台医专
政党：	无党派人士
成就：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重要事件：	新文化运动
名言：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
代表作品：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狂人日记》
身高：	161厘米
人物关系：	父母 周伯宜，鲁瑞 配偶 朱安，许广平 子女 周海婴 其他相关人物 周作人，周建人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1936年逝世。其一生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青年一代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鲁迅的精神被后人称为中华民族魂，文学研究专家也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毛泽东曾用“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干将”等词语高度评价鲁迅；鲁迅的作品也被多次选入中小学课本。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政治评论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人称“文思革”（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代表作：小说集《呐喊》《彷徨》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华盖集》《而已集》等。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更名为周树人，字豫才。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专学医，理想以自己的双手去治病救人，后因战乱纷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留日归国，任时两级师范（现杭州高级中学）生理、化学教员，兼日语助教。其讲课及所编《生理学讲义》，深受学生欢迎。同年冬参加木瓜之役。1918年首次以鲁迅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学典范。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成婚，生有一男，名周海婴。有3个侄女。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等，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他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其中《少年闰土》一文选进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六年级上册，《少年闰土》一文选自鲁迅的小说《故乡》。

1918年起，先后发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名篇，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

1881年初三（公历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1886年6岁，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88年8岁，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1892年12岁，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1892年12月30日，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13岁，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1893年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16岁，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18岁，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树人。

1899年19岁，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21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3年23岁，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24岁，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1906年26岁，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1907年27岁，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1908年28岁，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29岁，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0年30岁，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31岁，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32岁，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33岁，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34岁，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35岁，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36岁，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37岁，月初，返北京。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1918年38岁，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19年39岁，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20年岁40岁，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41岁，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42岁，八月又校《嵇康集》。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43岁，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44岁，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七月住西安讲演，八月返京。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1925年45岁，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46岁，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九月《彷徨》印成。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47岁，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48岁，《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49岁，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50岁，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51岁，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52岁，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五月自录译著书目。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十月排印《两地书》。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53岁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54岁，《北平笺谱》出版。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十月《木刻纪程》印成。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55岁，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1936年56岁，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二心集》文选 ；《阿Ｑ正传》； 《白光》； 《端午节》； 《风波》；《故乡》； 《孔乙己》；《狂人日记》；《明天》；《社戏》； 《头发的故事》 ；《兔和猫》 ；《一件小事》 ；《鸭的喜剧》；《药》； 《彷徨》文集；《祝福》； 《兄弟》 ；《在酒楼上》； 《伤逝》； 《离婚》 ；《孤独者》； 《高老夫子》； 《示众》 ；《长明灯》；《肥皂》； 《幸福的家庭》 ；《坟》文集；《题记》 ；《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说胡须》； 《论照相之类》； 《看镜有感》 ；《灯下漫笔》； 《春末闲谈》 ；《论“*的！”》 ；《杂忆》 ；《从胡须说到牙齿》 ；《寡妇主义》 ；《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写在‘坟’后面》 ；鲁迅作品集《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野草》(散文诗集)1927；北新《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三闲集》(杂文集)193；，北新《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鲁迅书简》许广平编。

干凡 飞迅 直庚 树俟 独洛 敖隼 旁斡预 L.S. 丁珰 丁萌 士繇 E.L.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飞斐 冬华 乐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动轩 仲度 华圉 自树 许遐 许霞 迅行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 小孩子 丰之余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华约瑟 齐物论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周树人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ELEF 旅沪记者 宴之敖者 楮冠病叟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鲁迅用笔名发表的文章

戛剑生 1898年作《戛剑生杂记》，发表于1936.11.16日《宇宙风》半月刊第29期。
树人 1903.6.8日诗《题照赠仲弟》。收入《集外集拾遗》附录一。
庚辰 《译哀尘》，发表于1903年6月15日《浙江潮》第5期。
自树《斯巴达之魂》(小说)，发表于1903.6月和11月《浙江潮》月刊第5、9期。
索子 1903年作《中国地质略论》，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浙江潮》月刊第8期。
索士 1903年译《地底旅行》，发表于同年12月《浙江潮》月刊期第10期。
令飞 1907年作《人之历史》一文，发表于同年12月《河南》月刊期第1号。
迅行 1907年作《文化编至论》，发表于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7号。
树 1910年8月15日《致许寿裳函》。
黄棘 1912年作《〈越铎〉出世辞》，发表于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创刊号。
周豫才 1912年2月19日《越铎月报.告白》。
周树 1913年11月17日作《〈嵇康集〉跋》，收入《鲁迅全集》1938年6月版第9卷。
鲁迅 1918年4月2日作《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月刊第4卷5号。
唐俟 1918年作新诗《梦》。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5号。收入《集外集》。
俟见于 《随感录.二十五》，发表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月刊第5卷3号。
迅见于 杂文《随感录.三十八》，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月刊5卷5期。
神飞 1926年12月3日作《阿Q正传的成因》，文内自述。
庚言 首见于《美术杂志第一期》一文，发表于1918年12月2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号。
风声 1921年4月12日作杂文《生降死不降》，发表于1921年5月6日《晨报副刊》。
尊古 见于杂文《“则皆然”》，发表于1921年11月3日《晨报副刊》。
巴人 1921年12月作《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晨报副刊》。
某生者 1922年9月20日作杂文《“以震其艰深”》，发表于1922年9月20日《晨报副刊》。
雪之 1923年9月作文《“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发表于1923年9月14日《晨报副刊》。
敖者 1924年1月23日作杂文《奇怪的日历》，发表于1924年1月27日《晨报副刊》。
宴之敖者 见于1924年9月21日作《〈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一文。
俟堂 见于鲁迅手辑的《六朝造象目录》稿本。
“……即鲁迅” 1924年11月26日《致钱玄同》书。
 

L.S 1925年1月4日译《PETDFI SANDOR的诗》，发表于1925年1月12日和1月26日《语丝》周刊第9期。
冥昭 1925年4月22日作杂文《春末闲谈》，发表于1925年4月24日《莽原》周刊第一期。
凡见于1925年7月12日《致钱玄同》的信。收入《鲁迅书信集》。
杜斐 1925年译《从浅草来》一文，发表于1925年12月5日，8日，12日《国民新报副刊》。
楮冠 1927年8月8日作《书苑折枝》(杂文)，发表于1927年9月1日《北新》周刊45-46期合刊。
楮冠病叟 见于《书苑折枝》一文的短序之末。这个笔名是针对高长虹攻击鲁迅的一种回击。
华约瑟 1927年9月23日作：《述香港恭祝圣诞》，发表于1927年11月26日《语丝》周刊第一百五十六期，发表时用致编者的信的形式，刊载在“来函照登”栏内。这个题目是后来加的。
中拉 1927年12月作杂文《〈丙与甲〉按语》，发表于1927年12月31日《语丝》周刊卷3期。
葛何德 1928年译《生活的演剧化》一文，发表于同年7月20日《奔流》月刊第1卷第2本。
封余 1928年11月1日作信《关于粗人》，发表于1928年11月15日《大江月刊》。
许 霞 1928年译《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发表于1928年12月30日《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本。(“许霞”是许广平同志的小名，鲁迅偶尔用之)。
EL ELEF “EL”是英文“象”(Elephane)的前两个字母，“ELEF”是德文“象”(Elefane)的头四个字母。这两个笔名均用于1929年5月至6月间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
许遐 1929年9月8日译完《小彼得》，1929年11月由春潮书局出版。
L 1930年1月16日作《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一文，发表于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3期。
隋洛文 1930年6月10日译《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发表于1931年11月20日《北斗》月刊第一卷3期。
洛文 1930年10月18日译《药用植物》，发表于1930年10月至11月《自然界》5卷9、10期。
令斐 1931年1月21日《致许寿裳》，收入《鲁迅书信集》。
豫才 1931年2月24日作《致曹靖华》一文的署名。
豫 1931年6月13日《致曹靖华》一文之署名，为豫才之略写。
唐丰瑜 1931年4月1日作《〈勇敢的约翰〉校后记》。1931年10月刊载于湖风书店出版的《勇敢的约翰》一书内。
冬华 首见于杂文《以脚报国》，发表于1931年10月20日《北斗》月刊1卷2期。
长庚 1931年作杂文《唐朝的钉梢》，发表于1931年10月20日《北斗》月刊1卷2期。
宴敖 见于杂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发表于1931年10月23日《文学导报》半月刊，6、7期合刊。
乐贲 首见于杂文《“**研究”之外》，1931年11月30日发表于《文艺新闻》第三十
它音 1931年10月29日作杂文《沉滓的泛起》，发表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旬刊第一期。
佩韦 首见于杂文《知难行难》，发表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1期。
阿二 首见于诗歌《好东西歌》，发表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1期。
丰瑜 1931年12月3日译《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发表于1931年12月20日《北斗》月刊1卷4期。
明瑟 1931年12月20日作杂文《“友邦惊诧”论》，发表于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头》第2期。
不堂 1931年12月作杂文《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发表于1932年1月20日《北斗》月刊第2卷1期。
白舌 1932年1月8日作杂文《“非所计也”》，发表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3期。
遐观 见于杂文《水灾即“建国”》，发表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3期。
何家干 1933年1月4日作杂文《逃的辩护》，发表于1933年1月3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罗怃 1933年1月28日作杂文《论“赴难”和“逃难”》，发表于1933年2月11日《涛声》周刊第2卷5期。
动轩 1933年1月31日作杂文《学生和玉佛》，发表于1933年2月16日《论语》半月刊第11期。
周动轩 见于上文––––《学生和玉佛》文内自述。
飞 1933年2月2日《致许寿裳》。
于 1933年2月9日作杂文《竟猜咒》，发表于1933年2月14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何于 1933年3月4日作杂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发表于1933年3月16日《论语》半月刊第13期。
孺牛 首见于杂文《文摊秘诀十条》，发表于1933年3月2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丁萌 1933年4月29日作杂文《新药》，发表于1933年5月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游光 1933年6月7日作杂文《夜颂》，发表于1933年6月1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丰之余 1933年6月8日作杂文《推》，发表于1933年6月11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苇索 1933年6月15日作杂文《偶成》，发表于1933年6月22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旅隼 1933年6月16日作杂文《“抄靶子”》，发表于1933年6月20日《申报》《自由谈》。
越客 1933年7月3日作杂文《我谈“堕民”》，发表于1933年7月6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桃椎 1933年7月5日作杂文《序的解放》，发表于1933年7月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虞明 1933年7月12日作杂文《智识过剩》，发表于1933年7月16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斡 1933年7月14日《致黎烈文函》。
家干 1933年7月19日鲁迅在编订《伪自由书》时，针对附文所加评论的署名。
荀继 1933年8月16日作杂文《爬与撞》，发表于1933年8月23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史癖 1933年10月1日作杂文《双十怀古》，收入《准风月谈》。
尤刚 1933年10月17日作杂文《黄祸》，发表于1933年10月2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符灵 1933年10月19日作杂文《外国也有》，发表于1933年10月23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余铭 1933年10月23日作杂文《野兽训练法》，发表于1933年10月3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元艮 1933年11月4日作杂文《反刍》，发表于1933年11月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
子明 1933年11月6日作杂文《共卵得糊涂》，1933年11月24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白在宣 1933年11月7日作杂文《“商定”文豪》，发表于1933年11月17日《申报》副刊 《自由谈》。
敬一尊 1933年11月7日作杂文《青年与老子》，发表于1933年11月1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一尊是《青年与老子》一文发表时之署名。
张承禄 1934年1月8日写杂文《未来的光荣》，发表于1934年1月11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张令仪 1934年1月8日作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发表于1934年1月12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倪朔尔 1934年1月17日作杂文《批评家的批评家》，发表于1934年1月21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栾廷石 1934年1月30日作杂文《“京派”与“海派”》，发表于1934年2月3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张禄如 译《山民牧唱》，发表于1934年3月1日《文学》月刊第2卷3期。
邓当世 1934年3月7日作杂文《大小骗》，发表于1934年3月28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宓子章 1934年4月5日作杂文《“小童挡驾”》，发表于1934年4月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翁隼 1934年4月15日作杂文《古人并不纯厚》，发表于1934年4月26日《中华日报》《动向》。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人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人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

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故事新编》是鲁迅晚年的作品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旧体诗：
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自嘲》）
2、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
3、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无题》）
4、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鲁迅·《无题》）
5、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
6、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
7、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
8、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悼杨铨》）
鲁迅名句：
1、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3、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5、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6、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7、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8、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9、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10、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11、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12、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13、人类总不会寂寞，以为生命是进步的，是天生的。
14、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15、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16、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17、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18、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19、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20、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21、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
22、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23、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于也颓废的快。
24、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25、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26、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27、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28、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29、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30、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31、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32、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33、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正面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在中国的价值，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在鲁迅逝世后，他的侄女在《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文中以一个晚辈的角度发表了自己对于伯父鲁迅的回忆。深刻的体现出了鲁迅先生爱人民胜过爱自己，痛恨当时的反动派统治的黑暗社会。并且从伯父帮助车夫、关心女仆、教育侄女好好读书等几个片段表达出了人们对鲁迅先生的回忆、追悼，更能隐约体现出伯父鲁迅先生怎样在“黑暗”的社会中与反动派作斗争，即使“碰壁”也决不放弃。

鲁迅精神：（1）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2）鲁迅韧的战斗精神；（3）鲁迅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4）坚定的人民大众的立场；（5）清醒的现实主义；（6）思想和人格的独立；（7）彻底的反思与批判精神；（8）“韧”的战斗精神。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大多数人承认他是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

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散文诗集《野草》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其杂文，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这一政治立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

叶公超写《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因政治需要而对鲁迅有高度评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共产党掌权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

不过，据2001年出版的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1950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当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血腥治国，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1949年后，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就像林语堂、梁实秋在大陆受到贬低一样。

两岸政府对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评价，使当代对鲁迅的真实思想需要重新澄清。比较重要的当代鲁迅研究学者有王瑶、钱理群、李欧梵、周策纵、王富仁、陈漱渝、汪晖、张梦阳、徐麟、王乾坤等。

反面评价

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女士，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发与左派作家之间的笔战。

李敖认为鲁迅在中国大陆被过分高估：“鲁迅象写《阿Ｑ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第一个，他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不够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第二个，他杂文里面情绪表达太多，真正的资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绪字眼删掉，看的还是资料，就是证据。鲁迅缺乏这方面的东西。”“到今天如果有人还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多好，我必须说，这种人没有进步。”

鲁迅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民劣根性”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许多作品着重表现中国人的愚昧，例如其作品《药》以华家和夏家暗喻华夏，把中华民族描绘成一个吃“人血馒头”的民族。

 

鲁迅祖父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这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藏书的丰富，为鲁迅少年求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父亲周伯宜—（1860——1896）身体不好，吐血，后腿肿，脾气暴躁，久病后去世。一生没有什么职业，死时自语道：“呆子孙，呆子孙！”母亲鲁瑞—（1857年11月19日—1943年4月22日）其娘家在绍兴城昌安门外东北35里外的安桥头。后搬家到皇甫庄。鲁瑞的祖父叫鲁世卿，在北京作木料仓库管帐；父亲叫鲁希曾，有两子三女，鲁瑞是三女。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松寿）（生于1888年11月11日），周建人是个植物学家，妻子叫王蕴如，女儿叫周晔。1906年7月26日，鲁迅结婚。婚后四日，鲁迅东渡日本三年，1919年，鲁迅回国迁居北京，但和朱安分居。1947年6月29日，朱安去世，终年69岁。第二任妻子许广平，笔名景宋，祖籍福建，1898年2月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儿子周海婴，1929年9月生于上海，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0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无线电专家。现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鲁迅与我70年》、《鲁迅家庭大相薄》等。

1965年4月26日，80岁的周作人自知将不起，也立下遗嘱：“余今年已整80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神话》为50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逾二年，周作人身故，时为1967年5月6日。周氏三兄弟中最小是周建人，1984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他在三兄弟中是职务最高的，曾任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是寿命最长的，活到96岁。他的遗嘱是：“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
周建人的遗嘱，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烙印。

1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文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了。”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2 鲁迅的母亲识字，喜欢读中国的旧式小说。鲁迅和周作人就到处搜罗小说给她看。老太太看书很快，大约过个把星期，就会跟鲁迅要书看。《呐喊》出版之后，有人给老太太看，特别指明《故乡》一篇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开始读《故乡》。读完这篇之后，她原书交还，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的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3 王森然为著名美术家、教育家兼擅文史，早年在北京求学，鲁迅为其业师。王森然1924年应杜斌丞之邀到榆林中学执教，在陕北播下革命和学术的种子。他写的周树人先生评传中有不少亲历亲闻的罕见材料，摘抄如下：“先生之母，喜读长篇小说，旧小说阅读殆遍，新小说之《广陵潮》，杂志中之《红玫瑰》，亦为所喜。一日，对先生云：“人家都说你底《呐喊》做的好，你拿来我看看如何?”阅毕即曰：‘我看了没有什么!’“先生事母至孝。母爱其妻，妻因先生所恶者。在北大教书时，课毕返家用餐，其妻炊粥以候；先生闻饭味即厌，怒目相向曰：‘谁所为者?’母曰：‘余所为!’先生渐渐有喜色，终则同食矣。夜晚就寝，其妻安被以俟，先生亦尝怒目相向曰：‘何用尔为?’几至裂床，母曰：‘乃余所为!’先生无语，酣然以睡。以是之故，先生上课，至独早，去至迟。尝挟书包，至大红楼前，列席棚中便饭。玉菽窝头，荞面条子，与人力车夫、卖报童子，共坐一凳，欣然大餐。有时相遇，便点头微笑，暗示来此一试，味至美也。“先生上课时，其铅笔恒置右耳上，备以更正讲义中之错字者。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其笔仍置耳上不动。下课后先生至棚中吃饭，余蹒跚其行，至御河桥上，北望五龙亭，挟书伫立。先生口衔纸烟，囚发蓝衫，坐人力车过此，微笑点头，视之，其笔仍在耳上也。”

4 蒋廷黻原为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35年弃学从政，至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后来任过驻苏大使。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台湾，仍窃居联合国席位，蒋长期担任代表，他谈及鲁迅：“在西北大学夏令营演讲是很辛苦的。……演讲人中有鲁迅(周树人)，他后来成为名小说家，支持共产党。1925(应为1924——引者)年我们还闻不出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他在西安演讲的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和一群孩子在一起玩一门青铜造的玩具炮。他告诉我，如果把一个小石子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可以弹出二十码远，像弹弓一样。他说那门玩具炮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钱很低，所以他不相信那是唐代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他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它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

 

浙江绍兴举行研讨会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

为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和诞辰125周年，来自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和台湾等全球120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于2007年10月19齐聚鲁迅故里绍兴，举行了一场题为“鲁迅：跨文化对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围绕鲁迅，进行了中外文化、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化之间的对话。

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说，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寻求中国的富强之路。他走过了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他的创作中蕴涵了巨大的痛苦和欢乐。从鲁迅身上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每一部分，都是先贤用血汗乃至生命换来的。 从1979年开始接触鲁迅，并参与德语版《鲁迅全集》编选工作的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冯铁教授对说，鲁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位传统文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革命家。他对个体的关注和建设，是可以跨越时空的，也让他具有超越意识的批判精神。 日本东洋大学教授阿部兼也说，很多日本人都是从《藤野先生》认识和喜欢鲁迅的，他本人最喜欢《孔乙己》这篇小说，研究鲁迅作品让他越来越感受到鲁迅身上那种对人民深深的热爱。

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鲁迅博物馆、绍兴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鲁迅研究会、上海鲁迅纪念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以及绍兴文理学院承办。参加讨论会的主要学者提交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95篇，已被编入《“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而且福建教育、人民文学、广东人民出版社也将出版一批鲁迅著作。

 

纪念鲁迅先生的《远火》

 

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

日本仙台剧社演《远火》
2006年10月14日、15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与朝阳区文化馆共同主办、日本仙台小剧场排演的话剧《远火》在文化馆“9个剧场”演出，拉开了“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鲁迅仙台留学100周年”活动的序幕。这部话剧是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后首个访华的日本民间艺术团体在一个社区文化中心里为中国百姓演出。

《远火》是通过鲁迅在仙台与藤野先生相识期间“经历了的事”以及在当时的仙台“或许经历了的事”对“仙台时代的鲁迅”和“鲁迅时代的仙台”进行文学性描写的话剧。叙述了鲁迅留学仙台时的学习和生活，着重描绘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怀和照顾，歌颂了异国师生之间的友情。全剧共两幕十场，用登场人物超过20人的舞台再现了鲁迅1904年至1906年的仙台岁月，以1936年及1945年时的藤野先生的诊疗所场面为序幕和尾声。此次访华的日本仙台小剧场是一个已有35年以上历史的仙台老牌儿话剧团，其成员的年龄层从十几岁到六十多岁，除了专业戏剧人以外，还有学生、公司职员、公务员、教师和家庭主妇等非职业人演出。他们以办成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剧团为目标，积极地将当地知名的人和事编成故事搬上舞台。开幕式上，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日本公使井出敬二都相继为公演活动做了致辞。为配合“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留学仙台100周年”纪念活动，鲁迅博物馆还将同期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我读鲁迅”全国中学生征文大赛等相关活动。之后，该剧还会赴上海、绍兴等地演出。

 

 

鲁迅博物馆(北京)

位于北京的鲁迅博物馆

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十九号，是国家文物局直属的五个国家级博物馆之一。园林式的博物馆内，保存完好的一所普通的小四合院是鲁迅故居。 新中国诞生后，文化部文物局接管了鲁迅故居。1956年，鲁迅博物馆在鲁迅故居东侧建立，并与故居全为一体对外开放。1975年，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关怀下，鲁迅博物馆扩建并增设鲁迅精神研究室。

鲁迅故居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鲁迅博物馆1992年被命名为“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96年，一座颇具民族风格的陈列厅在鲁迅博物馆院内落成。陈列厅内是馆内基本陈列--鲁迅生平展览。 鲁迅博物馆收藏鲁迅文物2万余件，另外还藏有许广平、周作人、瞿秋白、许寿裳、钱玄同、刘半家、江绍原等人的遗物近万件。馆内编辑并对国内外发行的《鲁迅研究月刊》已出版200余期。近年开发的《鲁迅全集》、鲁迅研究文章目录索引微机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先进的查询工具。鲁迅博物馆现已成为国内外最大的鲁迅文物资料中心、鲁迅研究中心和鲁迅展示中心。

 

纪念邮票

1946年10月19日旅大解放区邮政管理局发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3枚，用满洲国邮政的四版、五版普通邮票加盖“鲁迅逝世十周年”和暂作面值制作而成。
1951年10月19日发行的纪11《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的两枚一套的邮票。
1962年2月26日发行的纪91《鲁迅诞生八十周年》邮票全套一枚
1966年12月31日发行的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全套3枚。
1976年10月19日发行的J11《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邮票全套3枚。
1987年发行《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J67号纪念邮票，由茅盾题字。多啦a梦都系佢嘅成名主要因素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双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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