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革”的第二个历史功绩，或者说是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从首脑个人和国家的角度看，它稳定了面临危机的首脑地位和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那个时期面对高层内部和国内外的斗争，以及国际上资、社两大阵营“敌强我弱”的形势，的确需要一个具有非常眼光和绝妙招数的铁腕人物，别出心裁地以运动方式来加强个人崇拜、个人统治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以扫清政权（统治）障碍。如果当时没有这样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舞台上肯定是要换一种不同质的演出；这个不同质的演出对全民、国家、历史大局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还真是难以说清。不过我想“文革”对稳定面临危机的首脑地位和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作用，在一些熟悉政治、明白事理尤其了解那段历史而又言不由衷的人们之间，虽然不敢明说，但却是心照不宣的。
有个从前和我一样大批“文革”的大学教师，辞职后加入一家民营企业，运用“文革”式的铁腕手段拉进一批人、扫除一批人之后，如今把企业办得红红火火、利润倍增、贡献巨大。前年初我去越南旅游途中，此君遇到我，谈到他的事业曾经度过的重要关头时，感慨地说：“他妈我终于知道‘文革’的重要作用了！”当我表示想与他详细聊聊时，他却客气诡秘地说“不必多说！不必多说！”此君言语暗示我：“文革”手段是许多折腾高人获得社会成功的通用手段。我想现在阳间的痴迷者们，死后到了阴间遇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他今日中国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大好形势让资本主义者们刮目相看时，他老人家一定会说：“呵呵，幸好我当年搞了文化大革命啊！”遗憾阳间的痴迷者们现在还听不到阴间真理的声音。总起来讲，历史地、客观地讲，而不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视点来看，在那个时候能够看清国内外斗争的险恶形势，绝对没有谁比毛泽东主席更有眼光；而解决那些异常复杂棘手的问题，也没有谁比毛泽东主席更有绝招、更有办法。
一般缺乏历史和政治洞察力的人，很容易从某某投湖、某某上吊、“人民”受害、“群众”受害等狭隘“人权”角度来评判历史事件的得失。世俗人生、社会的折腾犹如下棋，不管是输家赢家，棋盘上总有棋子要被吃掉，最后那个输掉的“王”也可能要被吃掉；就像美国绞死萨达姆，萨达姆“王”也是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最后输了也是要被吃掉的。因此“人民”、“群众”这些政治集团的折腾工具、斗争成本，从来都不是评断任何政治事件成败的重要参数和标准。政治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操作它的人是“得”了或是“失”了，也就是“得失”或者说“成败”两个字。萨达姆被绞死，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在和布什的政治较量中“失”了、“败”了，合起来讲就是“失败”了。
政治是一种非常、非常地技术或高度、高度地技术以至于完全艺术化的东西，不能以“科学”、“事实”这些概念来评判它。著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专家克劳塞维茨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不久，对战争史进行深入研究，写成著名的《论战争》一书，书中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差不多一百年以前，伟大列宁在说明战争和牺牲的必要性时就强调：“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已经成为一切肯思考的人的思想。”我想如果我们也是“肯思考的人”，并且思考的水平没有退到一百年以前，就应该知道：“文革”其实是一场“准战争”，它是1949年以前的“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难道1949年以前的“政治”，你能以牺牲多少人来衡量它的成败、得失吗？我们说“遵义会议”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是因为它确立了天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文革”无疑也是再次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难道它的意义会亚于“遵义会议”？
关于“文革”致帅好博友（三）：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7276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