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主义学者文学家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1],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黎锦熙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