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主义学者文学家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1]，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黎锦熙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