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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傅斯年眼中的毛与延安

书评人:田成杰 2020-02-19 13:56 赞[0] 收藏

   书摘:傅斯年眼中的毛与延安

 

  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

  毛泽东从这些材料(低级小说)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

 

  对于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的活动,中共中央在宣传上似有严格规定,除以显著位置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介绍中共举行欢迎宴会外,对六位参政员的活动细节未加报道,而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了事。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依旧对蓝苹念念不忘:“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李纳,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到了这个时候,左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坏了党国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说(南按:“江青”之名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就是依据这两句唐人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孟真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此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随后又宣称:“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自己不曾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就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夺得政权建国方略问题,傅氏认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与经济条件特别是天然条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现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程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比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复杂另类。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行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另类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也够一根筋的了。

  www.earm.cn/田成杰2020-2-19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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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北归(增订本)》,岳南/著;湖北文艺出版社,2015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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