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基本国情是什么样的？

杨富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立场还是很明确的，我们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路线图》，根据我们的自身条件承担责任。中国是处于发展中国家，按照讨论和这几个条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没有具体的减排承诺，但是我们要合适地减缓国家行动，做好一些问题上的准备，要求发达国家做相应的政治承诺和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国家制定行动方案或者政治目标，这些目标也要进一步分解到地区、部门、企业。对企业来讲，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生存环境的改变。　

　价值中国：2008年金融危机对产油国和消费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未来的世界能源图景和新秩序处于重构之后。对此，您有什么样的预期？

杨富强：在应付金融危机下，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同时大家也认识到应对金融危机是短期的，气候变化是长期的，这两个目标应该尽可能地结合起来，不要因为应对短期的目标而忽视了长期的目标。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投资了4万亿，以拉动经济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的投资例如投资高速铁路，这和公路相比是一种比较省能、快速、也可以大容量运载的方式。另外我们还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像风能、太阳能电池等等也发展很迅速，这方面的投资也很热。我们在投资上面绿色的成分比其他国家也要高。所以，金融危机也给我们带来了应对气候变化很好的契机，比如根据国际能源组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08年是几十年来全世界在碳排放量上减少最多的一年。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经济发展如何持续？像以前的高碳经济是不行的，这对我们的国际贸易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未来的能源主流应该是清洁的、可持续的，那就是低碳。 

　　价值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而配置社会资源的过程中，要同时兼顾哪些重要问题？现阶段的重点是什么？

杨富强：在发展能源的时候，最主要的首先就是节能，它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脱钩。但这并不是说能源消费就降低了，而是不再是原来那样按比例发展的模式。1980年到2000年我们实施能源翻一番保证经济发展翻两番的目标。2001年到2006年的变化比较大，结果，能源发展速度比经济发展速度还要快，这不是中国所需要的。所以，实施了20%的节能目标，到2020年原来提倡的一番到两番仍然能够加以实现。第二，能源的增长还要与碳的增长脱钩。我们矿物能源的峰值应该在2040年，但是我们碳排放的峰值估计应该在2030年和2035年之间，这两个峰值的不同，就说明他们之间存在一个脱钩。所以对我们来讲，低碳经济并不是要减缓经济的发展或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而是说在怎样使用更清洁、更低碳的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下，能够使我们的社会经济仍然发展，我们仍然有一个很高的生活标准。

目前的重点是像胡锦涛主席提的几点，第一，我们的经济发展中要大量减少碳排放，从2010年到2015年碳排强度要大量减少。这个阶段节能可能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调整经济结构，技术的进步，加强监管等等；第二个，就是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目标是到2020年要达到15%。根据现在发改委做的新的规划恐怕这个数据还要变，提高一两个百分点也是有可能的；第三，就是我们的国土现在涂上绿色的地方还不多，所以要大力植树造林，现在已经达到18%。到2020年要扩展多种4000万公顷的植树造林，这对于吸收碳有很大的作用。最后，就是整个社会走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道路，消费观念等最终都要改变。　　

　　价值中国：在如何将市场机制用于环境方面，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杨富强：市场机制用在环境方面，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比如能源价格改革，目前我们能源部门价格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中最缓慢的一个，已经拖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不利于节能减排。第二，市场投资也很重要，鼓励投资者往哪个方向投资。我们的银行贷款是不是只倾向那些目前来看收回投资比较好的部门，还是应该多支持长期的、可持续的项目？另外，比如建碳市场、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发低碳技术等都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筹集资金。　

　价值中国：印度和中国是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这里面有怎样的商机？

杨富强：这里面有非常大的商机，比如原来我们国家规定的是风能到2020年要达到3000万千瓦，现在又提到8000万千瓦，甚至有人提出要提到一亿千瓦。现在太阳能电池市场也热得很，太阳能发电应用很广，将来还有太阳能热发电，这都是投资者非常追捧的。这些首先对投资者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另外在我们怎样节能方面都展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尤其是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无论是企业还是金融行业都意识到气候越来越得到重视。印度以前的风能比我们好，现在我们已经超过它。现在有充沛的投资资源了，这和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引导这样大的投资资源往哪个方向投，从长远来讲，投资可再生资源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记者：沈凌莉」
　　 2009/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