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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大未来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巴曙松:在这次全球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全球一致联手的刺激避免了类似30年代大萧条的重演,但是也留下新的挑战与课题。例如,在正常经济运行状况下许多原来被视为底线的财经纪律被破坏,特别是央行货币发行的内生化。目前看来,由于货币的过度发行而带来的后果和负面效果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分析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需要放到全球的大框架下进行考察,需要对照此次危机应对,对全球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价值中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本《中国金融大未来》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巴曙松:这本书主要是记录了亲身经历金融危机后我的一些思考,现在看起来许多判断开始成为共识。从总体上说,2008年影响世界的金融危机有着深刻的根源,即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体制作用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储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不平衡。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这种不平衡愈加严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重大缺陷显著放大了这种不平衡,使得美国资产市场价格破灭这一局部事件迅速扩散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具体来说,中国经济要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增长的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企业创新能力来发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金融危机中,因为我先后在香港和内地金融机构工作的经历,所以也有机会能对这次危机进行更近的观察。这本书就是讲我对这次经济危机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价值中国:从书中仍能看到您对中国经济的担忧,请问您主要在担忧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巴曙松:我们首先分析美国为什么会出现次贷危机这样严重的后果。货币学派在研究大萧条时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本来该放松的货币,而实际却在一个不断的紧缩过程中。实际在黄金本位的情况下,想显著放松也不太可能。在这次危机里面,许多原来我们视为底线的财经纪律被破坏。比如,欧盟和美国央行可以直接购买财政部的债券,可以敞开供应货币,可以放开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来维持它的流动性。所以说由于货币的过度发行而带来的后果和负面效果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

欧美发达国家不一定有很大的通胀压力,他们为了应对高失业率等投放的充足的流动性,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些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而且发达国家刻意的保持低利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克服通货膨胀也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欧元、美元保持很低的利率,那我们单方面大幅加息的空间也就被压制。

我们现在需要首先适应这个新的经济结构,找到未来中国持续增长的战略。现在,我们在尝试通过城市化来扩大内需,通过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向个人收入倾斜来扩大消费能力,通过从以前中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开始向研发战略性经济产业前沿的切入,来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一个企业先前是从事外贸加工,照着订单进行生产,现在却要自己建立一个物流系统,包括要创造品牌,要研发,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这个转型过程里面,遇到了劳动成本上升,外部需求下滑,资产价格上升的挤压。

但从历史上看,中国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国家。欧美、拉美国家碰到之后,经济就开始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日本和韩国实际上也曾度过了好几次经济转型的压力阶段。一些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每一次外部的压力都使得它劳动力升值之后,往往会进入一个企业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快速提升期,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速度比薪酬的提高速度要快。

我们希望中国避免走向拉美的经济转型之路,而更多的像当年的日本和韩国那样,从出口中低端加工制造产品向产业链上水平更高的产业转型这样一条相对比较成功的路上走。

从长期趋势看,出口的相对重要性降低应当是一个趋势,欧美当前经济调整的关键是去杠杆化,相对应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加工制造大国,必然就面临去产能化的压力,但是中国的回旋余地相对较大,比如城市化的推进,产业的区域转移,空间都很大。

巴曙松
简介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国银行(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务。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主要著作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路径研究》、《美国货币史》(译著)等。

价值中国:您认为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到了产能过剩的时候?
巴曙松:现在来看,为出口而生产的这部分产能压缩势成必然。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产能是可以用来支持城市化过程的,这一部分产能还是可以实现转换的。可是,像中国的制鞋业,产出已经占到全世界很大份额了,需求本来就在减少,如果不能转向内需,产能就需要压缩。

价值中国:在每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都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调整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潮起潮落。您认为这次经济危机过后,中国在全球的的经济地位和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巴曙松:我认为现在应该是中国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位置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现在欧美还处于调整期,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从容得进行布局。另外,这次危机暴露了现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很多缺陷和不足。那么,在危机过后,必然会面临一个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而中国正好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小,有参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过程的可能性,这就体现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在利用国际经济规则为中国利益服务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价值中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书中提到的“金融恐怖平衡”。这种平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它对我们当下的国际经济结构产生了哪些影响?
巴曙松:在危机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反思。在美国双赤字状况下,大家认为,这样一个存在大量逆差的经济体和像日本、德国、中国这样有大量顺差的经济体,这种国际经济结构很难平衡。但实际上,从单个经济体来看,的确如此。那么当时这种暂时的平衡是如何持续的呢?“恐怖平衡”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提出来的。

分析经济走势和资产泡沫,往往在泡沫的扩张阶段,通常身在其中都会强调“这次不一样”;但是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我们却看到每一次危机的内在逻辑基本都一样,故事总在不断重演。其实“金融恐怖平衡”是为了给这一轮次贷危机之前的资产泡沫一个解释。就是说以当时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为代表来看,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大量的贸易顺差和美国大量的赤字都是难以实现的。那是怎么形成一个平衡的呢?

在冷战时期说到这个“恐怖平衡”是说美国和前苏联都拥有大量能实现“确保相互毁灭”的核武器,彼此形成了双向的威慑力。为避免同归于尽,谁也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从而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战略“核恐怖平衡”。

在金融的恐怖平衡这个词提出来之后看,现在看来也确实是恐怖的平衡。由于美国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相互依赖,所以也形成了一种双向的威慑力和制衡力,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不会轻易改变或者短期内难以改变这种格局,美国在金融监管上的缺陷直接引发了这个危机。现在的动荡,我认为现在是全球经济还处于一个重新寻找新的平衡点的过程中。

在“恐怖平衡”的讨论中,有讨论到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指有的国家专门负责消费,有的国家专门负责生产。他们把美国的产业空虚化,描绘成大量的产业转移,由美国专门作有比较优势的金融业,让全球的资金都到美国去做投资和运作。但这样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只要锣声一停,加上美国高度投机的金融体系,就会产生大的经济危机。

站在中国的利益角度来说,应该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本土的金融市场。金融恐怖平衡的逻辑是说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发达,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储蓄拿到美国去做配置,我们要去买美国的国债,然后资金通过种种流动,变成美国的企业资金运营回到中国来。然而我们又何必要如此?因为金融是在储蓄者和需求者之间做匹配,因为中国本土的金融业不发达,所以有一部分金融的储蓄不能很好的利用,就只有流出了。

在宏观等式上,储蓄减投资等于经常项目的顺差,我们之所以有大量的顺差,就是因为我们本土的储蓄率很高,我们的金融体系又不能很好的吸收储蓄。通过这次经济危机,我们看到自己要建立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必要性。比如说一些新技术企业,在中国为什么满足不了它的投资需求呢?从这些企业到美国上市的报表来看,如果现在将期当年上市时的报表提交到国内的主管部门,还是达不到上市标准的;因为它们没有盈利。所以那些快速成长的企业就无法获得金融支持,需要转到国外市场。这个问题就表明我们的金融服务的光谱有不少的空白和断裂带。我们的一部分需求就只好到国外去满足,所以我们有一部分储蓄就流出去了。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最大的反思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一个中国本土的、系统的、完善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让中国的储蓄有地方去投资,我们的房地产泡沫也是这个原因。老百姓有了储蓄,可买的通常就是几个金融产品。

整个亚洲的金融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亚洲国家的储蓄率总体都很高,按理说它本身的储蓄肯定能够满足它的流动性。但是之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形成了流动性短缺,导致巨大的冲击,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储蓄没有在亚洲市场上应用,大量剩余储蓄被应用在了欧美金融市场上,这也同样体现出建立本土金融市场的必要性。

价值中国:什么叫做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实现途径是什么?有什么可操作性?
巴曙松:当恐怖平衡被打破之后,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美国的金融体系直接以危机的形式打破了这个平衡。

到目前为止,美国依然占据着金融霸权,美元依然是主导性的国际货币,其大幅波动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之一。美国有一位财长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这件事从全球的利益格局来看,发展中经济通过外汇储备在向美国输送利益。这个输送利益的潜台词无非是,美国和美元如果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发展中经济输送利益也就罢了,但是现在发展中经济通过持有美元输送了利益,结果美国自己却把这个体系弄得大幅动荡。所以我们说中国需要找到自身增长的需求空间。我们前三十年是靠外部需求来带动增长的,现在要找到激发我们中国自身的稀缺空间来带动增长,获得增长的主动权。在出口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需求掌握在欧美消费者手里,所以我们只能眼睁睁的指望他们多消费一件衬衣。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激发了中国老百姓自己的需求,提高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企业为了中国的消费者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那么主动权就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转换的过程中。

价值中国:您认为城市化的推进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请问您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
巴曙松:评估一下过去三十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也是快速推进的。比如说深圳和东莞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大量的出口带动了加工制造业,加工制造业带动了投资,投资带动了厂房建设和生活品,生活品带动了需求,需求又带动了物流和商务。但这其实只是城市化被动的跟随工业化,甚至因为户籍制度使得城市化慢于工业化,现在我们有条件使之处于一个较快的速度,或是与工业化相匹配的速度来推进。

我们来算一个最简单的账,假定一个人完成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就是一个基本的基础设施配置带动的投资需求至少要十万人民币,如果我们十三亿人,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两三个点的GDP的增长,我们何必要指望仅仅依靠欧美的消费者消费来带动增长呢。

在改革开放初期,消费能力很低,没有其他的资源。我们只有廉价的劳动力需要就业。我们没有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只能通过加工来培养我们的工人、我们的企业学习他们的技术。我们很多现在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冰箱、彩电,都是我们这样学习过来的。

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和发达国家差距悬殊的时候,往往后发效应和学习效应很明显。当到了发达国家GDP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时候,后发空间的优势已经非常小了,所以就一定要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进行创新,扩展内需空间。

价值中国:您说应该重新布局扩大内需政策,请问我们之前的扩大内需政策有什么不足,新的扩大内需政策的重点是什么?
巴曙松:以前我们很长时间都在强调扩大内需政策。但是当时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方国家正处于泡沫经济形成期,外需需求很旺盛,企业很难有足够的危机感意识到扩大内需的重要性,所以很多实际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而这次危机则形成了对中国扩大内需外在的倒逼的压力。

若是在以前出口很顺利的时候,要实行扩大内需是很麻烦的。2008年底,有部门调研广交会上的厂商,虽然手里并没有订单,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扩大内需。因为扩大内需他们就需要自己建立营销渠道,建立品牌,进行技术创新,而这些是很大的挑战。

而如果我们的生产停在简单加工的环节上,利润不可能提高,但是污染和能耗等却留在了我们这里了,低价出口之后,形成外汇储备又去买它的国债,这种循环是必须要打破的。

另外,我们说我们的储蓄率很高,其实并不是居民的储蓄率高,而是主要体现在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高。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降下来,用到居民的身上?我们的居民并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不完善,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够高,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的。

价值中国:针对世界金融监管理念滞后于金融市场实际变化这一基本事实,国际金融监管应该如何调整?
巴曙松: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对金融体制、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机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危机最后破裂的时候逐步过去,我们看到全球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很多方面开始尝试推出一些自己的监管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我们把握中国下一步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监管体制也会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这次危机以后,我认为应当用宏观的审慎监管和微观的审慎监管并肩作战。宏观审慎监管只是审慎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着眼于宏观层面的监管理念,要在更广阔的视角下实施,而实施的重点不只限于银行系统内部,而是应将监管覆盖整个金融体系。也不只是着眼于一个国家或单独的地理区域,也要考虑到风险发源于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这就要求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通力合作来缓解这些风险。

由于各国的金融发展模式不同,出现的风险也不尽相同。从宏观审慎监管看,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欧美国家容易出现的宏观审慎监管问题,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也许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出现,比如大银行的倒闭。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系统性风险,只是中国的系统性风险来源或表现形式不同。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应当更多地关注诸如地方政府融资行为、银行不良贷款及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等问题,这些问题大多与中国的体制相关。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微观审慎监管需要进一步完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三大支柱中的很多要求,也还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之中。

价值中国:您对中国金融业未来的“预言”是什么?
巴曙松:过去三十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全球GDP排名第二的制造业大国,这与中国的战略定位合理、体制机制灵活性不断提高、人民勤劳智慧是分不开的。过去三十年我们的加工制造业的成长是占主导的,如果一定要“预言”未来的话,我认为在未来三十年众多快速增长的行业里面,金融业必属其一。

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总量大国,金融小国。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对国际规则的熟悉程度,人民币的金融国际化程度都很有限。如果要成为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国,就要熟悉国际的规则,就要更多的参与国际中的事务,更多体现中国的利益。现在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已经占到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而我们的金融业与之相比较则显得差距较大,我希望未来三十年金融业也能发挥像加工制造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当然这也是未来三十年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价值中国网记者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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