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专访]

绿色能源与世界经济重建

价值中国: 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衰退,影响了绿色发展的投资和创新,那么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如何平衡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Jonathan Woetzel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权衡取舍的问题。我认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与经济复苏(economy recovery)应该并驾齐驱。因为经济复苏需要我们以最可持续的方式在新能源、交通、住房等方面进行投资。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是一个更好的、更加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发展。

       因此,我真的不认为这些事情应该被我们视为相互冲突的,它们是相互支持的。

价值中国: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中国应该如何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一方面,我们怎样才能为新的发展中城市做更好的城市规划?另一方面,如何提升诸如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

  Jonathan Woetzel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在提高,因为人们总是有更高的期望。随着人们对城市供应上期待的增加,城市服务提供者之间、城市建设者之间的竞争将会更激烈。在城市中,我们可能希望拥有许多更好的东西,我们都希望更安全、我们想让生活变得更便捷、我们想要更健康、我们想要更多的参与、更多的联系、我们想要拥有更多的体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化的有效目标。我们现在拥有的工具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

  我认为,提高城市化质量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获得有关我们城市更有价值的信息,以了解什么做法是可行的,什么做法是不起作用的,了解在城市设计、社会规划管理和活动组织中有什么更好的实践。更好的信息将使我们获得更好的结果。例如智慧城市,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或者有点抽象的问题。然而这只是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信息,以便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无论是今天要去上班还是进行医疗保健,技术可以为人们提供这些信息,所以我认为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在于为人们提供更好的信息,进而他们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但城市规划的最大陷阱之一就是尝试对所有事物进行规划。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没有人能预见一个城市50年或10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你能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辨识出可能存在的瓶颈,并确保这些瓶颈在短期内不会限制城市的发展。

  并且,我认为以人为本是非常重要的。从将要在那个城市居住的人的视角进行思考,而不是从汽车或其他东西进行思考。这可能意味着,至少在一开始我们需要将城市构建得稍大一些。这就像是为正在快速长身体的孩子买一套衣服,一开始它(衣服)会非常宽大,但是随着增长而逐渐合身。因此,我要逐渐认识到人们的成长、人们的变化,并努力避免瓶颈,获取更好的信息,这一定会将我们带来一个更加以人为本、更加公平的城市,这不仅包括对经济,还包括对环境和社会的关注。至少最初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几乎任何一种经济发展都会改善环境和社会的质量。但现在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变得富有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增加1000美元的GDP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更好的生活或一个更包容性的社会。

  因此,我们必须同时考虑所有这些因素,认识到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对于已经有很多人口的现有城市尤其如此。他们已经有了处理事物的特定方式,已经存在了一些问题。所以对于现有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确认哪里有提升改进的空间,但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度,因为那里已经有人居住了,并不是一片空白。但我仍然认为,通过获取更好的信息以此来获得更好的决策的原则在两种情况下均适用。

价值中国:您如何定义和看待清洁能源和新材料在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

  Jonathan Woetzel:首先,可持续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认为联合国的定义包括了经济、环境和社会等维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某事物是可持续的,那么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上都必须是可持续的。但是如果我们专注于环境方面,尤其是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技术和新材料,则对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好处。在环境方面,很显然新能源首先应该是低碳甚至无碳的,而不只是避免碳排放。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同样地,新材料也可以是这样,特别是当我们讨论的时候,必须完全意识到你到底在做什么。提醒自己最清洁的能源是你不用的能源这事是很有用的。能源开发最重要的方面是能源效率、循环性和能源的再利用,这可以从根本上减轻创建新能源的投资需求。

       对某种新能源的需求总是存在的,这是一种环境意识形态(environment ideology),即,我将如何通过发挥这一作用来改善环境?这是一个关键因素,但不仅仅是环境。当我们谈到新能源、新材料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它们对经济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它们将在经济上更具可持续性。目前的传统燃料,随着技术的发展成本不断降低。而且,太阳能和风能的规模化已经使得它们的总成本比传统化石燃料发电更低。所以这是一种经济上更具吸引力的模式,完全独立于其恢复能力所带来的好处,即能够创建去中心化网络的能力。太阳能可以在遇到气候压力时具有更大的弹性。所以成绩很明显,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最后,在社交上,当我们引入所有这些新技术时,我们还必须注意与此相关的成本,尤其是能源成本。因此,要使该技术真正成为可持续技术,我们需要确保低收入人群,弱势人群也能够使用这种能源,并且使用清洁能源所花费的成本不会超过购买传统能源所花费的成本。这也是一项政策决定。因此,我们如何引入这一点也很重要。

价值中国:您已经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您在开设麦肯锡中国办公室时遇到了哪些困难?您觉得麦肯锡在中国的办公室与其他地方的办公室在业务或运作方面有什么不同?

  Jonathan Woetzel:当我们35年前来到中国时,我知道这是一次全新的行动。咨询对中国而言并不陌生,但是管理层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介绍管理思想,中国在35、40年前没有任何企业,因此,不仅仅咨询是一项挑战,是在建立一个职业。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中国确实拥有这一职业。管理当然是中国所了解的企业的东西。

  因此今天麦肯锡在中国的业务与其他任何地方的麦肯锡办公室都非常相似。我们为领先的公司提供与他们最重要的问题相关的服务,尤其是与他们的转型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情况有关的问题。如果单论中国,也许在某些方面和事情的变化速度上是与众不同的: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全面的数字化)、城市化的速度、新消费者、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增长。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新事物。如此快速变化的速度和因新趋势涌现的种种事实,展现出中国的独特之处。我认为麦肯锡在中国的实践具有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并且可以快速改变以反映我们的客户的需求。

价值中国: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如何为下一个诸如新冠疫情的黑天鹅事件做好准备?

  Jonathan Woetzel: 我觉得没有任何特殊原因应该将跨国公司与本地公司分开来看。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公司需要注意,首先,他们的瓶颈,可预见风险是什么?风险是危险与暴露转移的乘积。在危险方面,就像疫情,我们必须对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危险的客观事实保持开放的态度。将会有更多的波动性,波动性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环境方面,随着我们创建了更多的利益连锁系统,它们将进行更多的交互,这将造成越来越多的危害。那么关键是曝光和透明度。另外,公司还需要注意极端灾害的环境因素,正如在气候方面,是否有工厂靠近潜在的极端降雨或热浪区域。

  同样,对于疫情周围的社区,该社区所暴露的程度、年龄条件、社区概况,任何程度的脆弱性等等。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脆弱性。这意味着如果你处于暴露状态,你将能够展示什么?你能承受多大的压力,这是地铁站被洪水淹没的深度吗?还是您有能力追踪和追踪疫情?所有这些事情,这些都是漏洞,都是可以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帮助公司思考三件事的地方:即危险的可能性是什么?你有多暴露?你的漏洞是什么?你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减轻这种风险?我认为跨国公司和本地公司都需要这样做,再次认识到我们将面临更多危险。随着规模的增长,人们也会越来越暴露于环境风险之中。

价值中国: 新冠疫情病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分裂,那么各国,特别是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应该如何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问题?

  Jonathan Woetzel:毫无疑问疫情使旅行变得更加困难,但实际上在贸易方面情况还可以。实物商品和服务有所增加。中国去年的贸易表现非常好。但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合作问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全球环境中,我们当然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作为全球社区的一部分,大概有四,五件事是真正重要的,例如公共物品,尤其是气候,健康和安全等。这些都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之贡献的东西。目前有机会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气候方面,我认为安全性问题已经超越了政府间关系。

  我认为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全球系统变得开放和可用,从而帮助每个人。特别是技术。如果我们没有全球性的技术流动,那么有很多技术将缓慢或无法进入市场,因为那些全球性的技术需要全球规模。如果我们没有全球市场,我们就不会有全球规模。无论我们是在谈论区块链还是人工智能,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具备采用一项技术并将其扩展到多个市场的能力,这是一个原因。

       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原因需要投资于这些方面的合作,这就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那些发展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国家。对于非洲和南亚的新兴国家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他们将很难在国内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我认为这是全球范围减贫的一部分。

  最后,生产力本身就是由竞争驱动的,拥有更多的投资,尤其是外国投资,确实可以提高附近所有企业的生产力。这也必然会对当地工人和社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尽管如此,你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扔掉,不管你想要还是不想要提高生产率。如果你想提高,那么你应该支持为外国投资创造机会如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或在世界上的中国跨国公司。

价值中国:这场疫情会不会成为去全球化的催化剂?您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趋势?

  Jonathan Woetzel首先,我认为声称“全球化衰退”是言过其实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全球化本质上的变化,我们有了一个更加数字化的全球化。正如我提到的,我们也有更多的区域全球化,该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一样,它是全球消费和投资增长的中心。近来,那里的技术发展明显表明,它们更像是一种颠覆创新的跨区域流动。追溯到90年代和2000年代的特定时刻,当时是欧洲一体化的时刻。

        现在,是亚洲一体化的时刻。因此,我们看到了很多重建。但这仍然是全球化,来自不同系统网络的人们仍在互动,因为他们发现了比较优势。他们找到了拥有全球性或区域性流动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这是流动的加深,是供应链的深化,是所有这些地区中跨境贸易市场的加深,我认为这在后疫情时代和疫情期间都是如此。

        当然,由于疫情本身的冲击本身导致了贸易的下降,但这对贸易本身并不是特别不利的因素。我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经济体在2020年经历了一个大的飞速发展,现在它们将经历反弹。因此,我们将看到贸易与他们一起反弹。但是我们应该看一下这种贸易的内在本质。它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这里更加数字化和具有区域性。

价值中国:在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的宏观背景下,您对麦肯锡在后疫情时代的角色和实践有何期待?

  Jonathan Woetzel:我们一直致力于这两个方面。数字化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可持续性的,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它们都是增长平台,我们相信每家公司都应该将这一部分纳入其核心增长的思维模式。何时提供,这些技能和能力是什么?作为我们管理咨询的顾问,我们希望与客户合作,帮助他们实现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可以转化为更广泛的技能,公司今天做的70%的事情在10年前是做不到的。其中一个巨大的财富就是数字转型和可持续性。

  显然,我们的不同做法会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的总体指导方针仍然是相同的,即我们将为领先公司解决最重要、最关键和最具变革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做法。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给定时间和客户在实际遇到的问题和需求是什么,但这就是原则。

价值中国:除了上述我们涉及到的话题,您有什么其他想要分享的吗?

  Jonathan Woetzel:我想让我们回到关于弹性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想做的事,追求我们的目标。独立于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或公司,当我必须将其视为全部系统的一部分时,我们以往对系统正在做的一些事情,现在很难在这一时期继续做下去。我认为这就是挑战。

       我们每天要进行哪些活动?它们将如何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它们又如何影响我们?我认为关于循环性的愿景使我有机会更恰当地定义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作为一种财产,它具有可恢复性,并结合我们环境中的这种反馈,对我而言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我认为中国对此有很好的认识。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中国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比如资源的匮乏、对创新的需求、实际的物理环境和人们不断上升的期望带来的压力等。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求我们认识到我们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生活,而是在一个我们积极创建的环境中生活,并要将该信息纳入我们的增长模型、战略、投资决策、以及关于日常活动的决策。这将创建一个更具韧性的公司、国家和社区。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孤岛,而是患难与共的伙伴。从根本上说,治理(governance)必须是可持续性的,是有弹性的。

 

 ~~~~~~~~~~~~~~

(采访\撰稿    黄文  郭明璇)

JONATHAN WOETZEL
简介

Jonathan Woetzel 是麦肯锡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城市特别倡议”全球领导者和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亚洲区主任。 他还领导了麦肯锡在亚洲的能源和材料业务,并且是“城市中国计划”的联合主席。

作为麦肯锡发展其中国业务的领导者,Woetzel 博士于 1995 年开设了上海办事处,并从那时起一直常驻。 他还曾在香港、洛杉矶、纽约和苏黎世办事处工作。 Woetzel 博士在为公司和政府机构制定战略和组织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特别关注的产业包括能源、采矿、基础设施和航空。
京ICP证041343号 京ICP备12005815号 京公网安备11011202000565号
Copyright 2004-2021 版权所有 价值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