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我1976年高中毕业就下乡了，在中国最底层呆过。然后在广州上大学，这也是中国的开放口岸。后来在经贸部工作。1984年出国，算是中国最早出去读MBA的一批人。1988年进跨国公司，1990年成为加拿大驻香港领事团首席商务经济参赞。1993年回来创业，主要做工程咨询，做过例如GE、西门子等多家知名跨国公司顾问，但我也在力所能及地范围内开始为国家做点事，例如我帮助三峡工程打破外国封锁，为其引进了第一笔外国贷款。后来开始加入欧美同学会。从2001年就开始主要做社会工作了，创办商会、2005欧美同学会委员会。

我现在已经过了忧虑衣食的阶段，就希望能为社会做点事，但怎么样才能做出最大的贡献？个人无论智力、财力、能力永远是有限的，作为一个转型社会公益事业，我对自己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构建一个非盈利性的智库作为平台，吸聚海内外第一流的专家、学者，一起来为祖国在全球化中的崛起与复兴而建言献策，或者说出谋划策。我们可能会关注留学生、海外华裔背景的人才多一些，但这不是我们忽略国内人才，而是因为作为回归的留学生，我们应该要为祖国带来一些特殊、国际化的东西。我们发行简报，定期向有关部门进行建言献策，并且每月邀请专家进行研讨座谈，最近这次是邀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主任郑永年教授，主题是“新加坡人才战略对中国的启示”，收获很大。

王辉耀：是。中国有句古话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又有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很多事都是慢慢来，如果回国后从签证、户籍到子女教育以及基本生活问题没有解决，是不可能把主要时间放在社会公益事业上，去做政府的“编外工作者”。包括留学生最早也多是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现在学律师、管理等人文学科的则更多一些。他们回来之后的历程也是先在科研院所工作，或者在商务领域创业，然后取得一定成就后，才开始在思想领域及政策研究、社会推荐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的建言献策委员会成立两三年了，已经做了10个给中央的报告，其中有6个被中央高层领导批示。像2008年奥运会时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奥运前夕，在全国公安干警里传达。还有我们提出的人才战略、次贷危机建言献策等等。我们的目的是能尽量促进政府的决策更科学。

王辉耀：我觉得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非常快，这和邓小平有很大关系。他也曾留学法国五年，观点很开放。当年搞经济特区，是变相地嫁接了资本主义进来。但为什么中国能在这几年如火如荼地发展，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全球化进程以及互联网促使地球村的形成，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内部改革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加大，使得中国的发展在加快。同时，中国的尖端科技实力等离美国还有一段距离，但中国的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已经达到60%以上，改革30年来主要是开放促改革，所以，其实中国比美国更需要全球化。

王辉耀：中国的发展曲线跟日本、韩国实际上是差不多的，日本、韩国都是从制造业起步，人口密度之大也不下于中国，并没有太多的中国特色。但我觉得有一点区别就是，日本和韩国的人口总数没有中国大。中国的人口总数这么大，还有这么陡的一个发展曲线，非常了不起。可是日本当年还没有中国这个全球化的环境，当时还处在一个贸易保护的时代，而中国处在WTO时代，包括后来取消了最惠国待遇每年的核审，这对中国是个帮助。

中国现在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或者说危机，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多依靠外资，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之一。欧美的全球化有大量的本土全球化企业支撑，国际上很多企业一半以上收入来自海外，尤其是有微软等这样的科技业巨头支撑，而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不完整的，都在讲“引进来”，却没有多少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成为全球性企业，更别说知识产业的世界性企业，这是一个单向的开放。我们三十年只完成了改革的一部分，中国现在的瓶颈就是企业走不出去。

王辉耀：对，这就回到我们说的文化问题，当然制度问题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才。为什么这些国际化人才都在外企？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所以要继续发展就要反过来更加全球化。在人才方面中国有很多缺失，像我们的绿卡都没有成型，更别说留学生签证上的便利或者移民人才计划。美国有美国梦，中国有中国梦吗?诺贝尔奖获得者中30%是美国人，这样的人才培养实力比中国强大多了吧？但美国还要去聘用外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70%都在美国工作。竞争对手最优秀的人才不是在与自己竞争，而是在为自己服务，这种“釜底抽薪”才是美国最可怕的地方。现在真正的战争，不是石油战，不是金融战，而是人才的战争！而人才争夺战，中国一直处于劣势。我们在美国的留学博士90%后来都留在国外，北美是留学人才的聚居地。美国有一个向美输送博士的大学排行榜，其中清华第一，北大第二。我们的人才流失非常惊人，这会成为中国以后进行产业升级、发展知识经济的一个危机。而且，虽然现在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每年有600万之多，但根据麦肯锡分析，其中符合国际化人才要求的外企能够马上启用的不到10%。

王辉耀：中国对国际化人才始终不够重视，包括政府部门。真正重视国际化人才的是外企，这不是没有榜样的。看看外企聘用的人，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区的负责人，很多是中国海归，也有很多是本土培养的人才，这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为什么外国企业敢用中国优秀的人才？而中国的企业却不敢用外国优秀的人才呢？甚至连同为中国人的留学生都有顾忌？难道我们就看着外国政府和企业挖自己的墙角，只知道被动防守而不敢也去挖外国的墙角？

我觉得现在需要国营企业带头。中组部也在倡导加强人才工作，包括进行全球招聘。过去只拿出几个副职，去年拿出了三个正职，也没有国籍限制，我觉得这就是进步。但是我认为还不够，中国的民营企业没有职业经理人文化，讲究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是一种家族文化，这可能是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的。现在能不能吸引外来的人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人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营企业用得不太好，民营企业基本不用，用的最好的就是外企。中国没有本事到海外去运用国际化人才，反而是外企把中国的国际化人才用来在中国发展，这样就会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今后的三十年可能会有危机，跨国公司用到了最好的人才，而中国的企业没有。

王辉耀：所以不要说打什么货币战争、军事战争，其实现在最根本的是人才战，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但是现在在中国大家还是把钱看得很重，好像外国人才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赚钱的，或者中国人赚了钱就往国外跑。其实这也跟中国根本就没有让外国人才入籍安家的政策有关。你不让人家扎根安家，人家怎么会把赚了的钱留下来？中国要做的不是全面拒绝外国人才，而是要设置门槛只欢迎我们需要的人才进来。所以，我感觉人才会是今后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虽然我们现在大学毕业生数量超过美国，但是高质量、国际化的人才是短缺的。

另外，我觉得现在中国的人才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不能流动。公务员大学毕业就开始考，进去之后就是科长、局长这样升上去了，都缺乏市场实践经验，可以想像，某些与市场化有关的干部没有市场实践经验，就不会特别有竞争性，同时体制外的人又没有进入的渠道。但是像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退下来之后就可以到华尔街工作；奥巴马在几年前还是名不见经传，但是现在可以出来做总统。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还要改进人才选拔机制，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得益于全球化分工，被放在了中国制造的位置上，中国制造需要的是技术人才与廉价工人，但当你发展中国创造时就会需要人才了。同时，我们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人力成本优势也会有消失殆尽的一天。

王辉耀：现在我感觉中国的基础设施上得很快，中央政府的方向、决心、政策都非常好。但可能会有一些部门或者地区执行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要进一步开放媒体监督，以及学者的交流，进行文化提升，让政府的政策变得更为完善，也监督某些部门和干部是否在执行中央的决策。还有一块，就是中国需要一批善于与国际打交道的人。古人说要“知己知彼”，没有足够国际化人才， 处理国际事务会吃亏的。我们的软实力输出，也不要非黑即白，需要一些理性的思考，用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影响别人。

王辉耀：我觉得这个时间取决于后三十年的发展，现在我比较看好两岸互动，我相信这会带来一些新的模式。中国台湾地区在这样一个儒家文化圈里，能够将一个贪污的领导人送进监狱，这就是了不起的事。而且这还不是靠派系斗争，而是靠相关的司法程序。所以我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其中，媒体的启蒙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海归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每年已经送出二十多万的留学生，再十年下来就有好几百万人。而且，这些人当中的杰出者可能会在领导岗位上，影响周围的人。再加上国际环境的推动，现在全球是一个community，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中国的政策应该会越来越国际化。但是，现在中国的海归很多还是想着赚钱，这是要改变的。大家应该努力重视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帮助政府的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率。

王辉耀：没有。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一些不同的事。 我比较喜欢先行一步，这么多年来，我赶了很多第一波，现在很多人在关注赚钱，这没什么不对，但社会也应该有人做些公益或者非盈利事情，而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从1998年我开始写书，收到很多反馈，后来在北大教MBA时，发现班上很多人都在看我的书，那时就体会到基础设施不光是硬件上的，软件上也很重要。后来我创办商会等，就是希望打造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回来不能光顾着挣钱，还要有一些思想上的沟通。以前的海归回国之后在比如大学、科研院所都还有个位子，而现在回来创业的海归们可能更多在体制外，例如自己创业。我就希望通过这么多年的社团工作也把这些松散的、体制外的人凝聚起来，将精英的作用集合起来。现在我觉得一个新时机成熟了，可以打造一个中国的国际化智库。

像我们这代人还是有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的，像我小孩这一代可能就没有这种情怀了。比尔盖茨挣很多钱也要捐出来，在中国的环境中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钱，但是也可以开创一些事，例如开办智库、社团，以及提出新华商、国际人等概念，在观念上开风气之先，我觉得这些也很重要。另外，和自己的留学经历有关，我受他们公益思想的影响也很大。我们一直在说报效国家，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讲的是报效王朝，而西方提倡的是报效社会，公益是为社会做的。

王辉耀：我觉得有一部分这个因素，中西确实在文化渊源上会不一样。中国从孔夫子那里开始就尊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西方宗教思想提倡博爱、平等。但我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公益的文化和思想，或者比西方要少，孟子也说“民为贵，君为轻”。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封建时期比西方要长上千年，然后结束封建时代又比欧美晚上几百年。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当然提倡“忠君”思想和奴才文化，中国有几千年漫长的封建文化、力度大很多，提倡社会公益等观念则要晚一两百年，而且有历史包袱。因此，现在我们更多说国际文化，其实中国也是国际文化的一部分，也有许多以人为本的观点，只是过去封建时代人为地被忽略了。

王辉耀：是，现在全球可能正处在一个大的春秋战国时代，我相信以后会有一种文化叫“世界文化”，但是同时也要掌握一定的本地文化。我比较欣赏汇丰银行提出的理念——全球化思维，本地化运作。

王辉耀：我觉得中国有必要向世界介绍中国，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像尊老爱幼、天人合一、讲究和谐等思想，这其实和西方的思想并不矛盾，关键是怎样将它解释得相通，并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其实人类最终是有更多共性的，相同的部分绝对是大于不同的部分。比如好的东西我们都会吸收，像中国的造纸术、火药西方会采用，外国发明的飞机、电话、电脑我们也在使用。我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趋同，而走在最前面一波的就是海归。海归里虽然也有很多海带，但是从国际化人才的比例上讲，海归会多一些

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70%多都是海外华商投资的。我在想为什么现在印度的发展不如中国，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印度没有香港、新加坡、台湾，没有海外5000万的华侨，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资源。

王辉耀：中国确实是一个工程师之国，而且是从苏联那套模式培养出来的。但是，国家如果有一个完整的运作体系，有职业的从政人员，需要依靠法制、制度的设计、执行、兼顾来保障这个体系的工作，不必在乎领导干部出身是工科还是文科。在美国，布什被一些美国人认为是美国历史最差的总统之一，但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目前应该鼓励重视社团等发展，提倡社会参与的观念，包括这块可以更多提倡，鼓励更多的海归参与。像以前我们和全国政协的一次座谈上，一个海归提出能不能到北京交通局义务服务几年，他之前在西门子做交通工作，做得很好，但是没有门路。

另外，我觉得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官员只进不出，里面的人只“奖优”却不“罚劣”，同时外面的人进不来，这会导致公务员队伍出现新陈代谢、过于庞大等问题，这是个结构性障碍，我们应该鼓励体制创新，破除体制内外的差异和歧视。

中国目前在经济发展和企业创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接下来应该在人文精神提升和软实力打造方面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智库的工作。我现在从事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就是希望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中国在当前国际错综复杂的环境下的各种问题，包括人才战略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今后十分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