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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开创者谈创业精神

 
   
William. F. Miller博士的职业生涯一半在商业界,一半在学术界。1956年,在普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便以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应用数学部主任的身份来到硅谷。在国家实验室,他进行基础原子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研究,他和他的同事从那里开始了现在被称为“计算科学”的早期工作。

Miller博士是最后一批由传奇人物斯坦福大学副校长Frederick Terman所招募的人员。他被找来帮助筹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并在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负责计算组。他领导了SLAC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化,致力于计算机科学与计算机系统领域的研究,并且培养了许多研究生。

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Miller博士为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创立作出很大贡献,这个办公室已经成为国内外各个大学进行类似工作的楷模。他还积极推动着许多跨学科研究项目的开发,比如人类生物学项目、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项目、价值技术与社会项目等。1978年,他主持协作将第一批中国学生带到斯坦福大学。1979年,他被命名为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管理学的胡佛(Herbert Hoover)教授。

1968年,Miller博士以合伙人与顾问的身份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风险投资机构:梅菲尔德风险投资公司(Mayfield Fund)。

作为斯坦福研究院(SRI International)院长,Miller博士将SRI的业务扩展到太平洋区域。他建立了David Sarnoff研究中心(现在的Sarnoff集团),作为SRI的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子公司,并成为此研究中心的主席。1997年,在David Sarnoff研究中心创立10周年的时候,Miller博士与Jack Welsh、Myron DuBain、James Tietjen一起获得Sarnoff创立者奖章。

1990年,Miller博士从SRI退休,回到斯坦福大学任教,教授与技术相关的课程,以及从事IT行业与企业家精神领域的研究。此外,他还在硅谷与创业型企业或者非盈利组织合作。他帮助创建了Joint Venture硅谷区域网络中心,并在执行委员会任职3年。他与人合作创建SmartValley公司,并任副总裁。

此外,Miller博士帮助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与韩国等国家建立他们的技术政策与实践。Miller博士曾获得大量奖项与荣誉,并在普度大学取得学士(1949)、硕士(1951)以及博士学位(1956)。

价值中国:能介绍一下您关于行业发展、区域性创新及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企业家的“生存环境”概念等方面的工作吗?您对此有什么预期?
William. F. Miller:我一直强调要注意地方的发展,可能更多的人比较关注全国乃至国际的发展,但是,地方的发展是全国发展的一个部分,它的发展水平最终将决定国家的未来。基本上,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提高要素投入,加大人力、资金与土地等的投入;二是通过贸易与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生产;三是通过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后者更加重要。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我们在美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开展了地方以及区域性发展的研究项目。
价值中国:那么根据您的研究,您对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William. F. Miller:这些国家做的非常好,他们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中国现在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使得他们发展的很快。最近,我在中国看到大街上都是汽车,记得30多年前看到的都是自行车。这几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优势,韩国与日本没有中国人口多,可日本的GDP却超过中国,台湾在稳步发展之中。我认为提高教育质量,对许多亚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日本和韩国还有几所一流的大学,但是其它国家好像还没有,他们对这个问题也很关注,但我觉得还需要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改革才行。
价值中国:那您觉得中国的清华大学也还不是一流的大学?
William. F. Miller:我认为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是在他们教授的内容,以及如何教授的方面;二是在政府管制方面。我认为他们的进步很多,但是要制定一个完善的制度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做大量的工作,教师与行政人员都需要更多行动的自由,我觉得他们的校长也没有太多进行改革的自由。
价值中国:您认为中国的GDP今年会超过日本吗?
William. F. Miller: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点在不同的领域,我不能确定中国在什么时候会超过日本,但相信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价值中国:欧盟国家在这些方面与亚洲国家有什么不同之处?
William. F. Miller:欧盟正在经历许多改革,现在他们因为繁重的债务而受到打击。欧洲国家不得不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趋势:改革大学,通过强调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变得更加强大,欧洲国家存在的体制问题使得他们的改革比亚洲更加困难,他们的劳动力资源在减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体制问题。
价值中国:您对北美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William. F. Miller:我认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经济仍旧是非常庞大的经济体。美国的许多进步都是依靠创新活动,大量的研究支持,以及绿色技术的支持。我认为清洁科技或者绿色技术将提供许多机会,因为在绿色经济中,任何人都可以有所作为,成为生产者,进行管理活动,我会一直致力于此。
价值中国:能谈谈您关于斯坦福大学区域性创新及企业家精神研究项目(SPRIE)的工作吗?
William. F. Miller:我们研究了世界上许多区域,我们从硅谷开始,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关注硅谷,想了解这里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现在每年仍旧有二、三百的访问者,因此,2000年,我们出版了一本名为《硅谷的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的书。之后,我们又出版了《创造资讯科技:亚洲的高科技兴起》(Making IT:The Rise of Asia in High Tech),我们的研究覆盖了6个亚洲国家,确切的说是特定的地区,包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印度,我们研究了这几个国家高科技企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habitat),我指的是企业所在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环境。好的生存环境会孕育好的企业,一个国家需要好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有大学、研究机构,特别是优秀的商业服务者,比如律师、咨询师、会计师等等,他们知道如何成功运作一个企业;当然,适当的政策也很重要,比如好的税收制度与人力资源战略,这些都是基本的环境框架。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的发展,有许多企业都需要将一些国际理念进行本地化,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创新,也包括服务的创新,全球化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William. F. Miller
简介

William. F. Miller

著名商业策略大师、技术思想家William. F. Miller博士,现为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主席、斯坦福大学管理学教授。他曾任斯坦福大学主管研究的副校长、以及Borland软件公司CEO。——斯坦福大学以硅谷的发源地而闻名于世;而Borland公司则是著名的C程序语言的发明人。——他的职业生涯,大约一半在学术界一半花在商业界。1956年,米勒博士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以应用数学部门的主任的职位来到硅谷。当年他刚刚获得了普度大学的物理学他的博士。在国家实验室,米勒博士进行在基本的原子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研究。他和他的同事从那里开始了现在被叫为“计算科学”的早期工作。之后,米勒博士帮助在斯坦福筹建了计算机科学系,和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在1968年,他还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风险基金之一Mayfield基金。

这些履历还只是米勒博士众多突出贡献的开始。在他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在技术、商业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参见附录

价值中国:您注意到在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其他地方像硅谷一样,有着同样的发展潜力?
William. F. Miller:我们观察了很多地方,还没有发现哪个地方拥有这样的特征,当然,硅谷比其它地方强大的多,硅谷有大多数甚至全部的这些“生存环境”的特征。北京的中关村跟硅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可是我发现那里有些缺乏冒险精神,冒险意味着可能失败,而他们的文化是反对失败的,不过他们有信心改变这种情况。
价值中国:您讲到有许多访问者来到硅谷一探究竟,他们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人士?
William. F. Miller:我们拥有各方面的人才,既有来自政府机构的人,大多数是地方政府人员;也有来自大学的人,他们对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影响很有兴趣;商业界的人士对这里的商业活动如何运行很有兴趣,最近我们还接待了俄国总理等人的访问。
价值中国:能谈谈您关于斯坦福大学信息技术管理者策略应用教育项目(the 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 on Strategic Us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工作吗?
William. F. Miller:斯坦福信息技术管理者策略应用教育项目已经做了12年了,它主要关注的是企业怎样利用技术作为发展策略的一部分,我们做了很多案例研究,参与者都是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在做区域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个项目时,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提议,我们在日本进行企业家精神研究,特别是对女性企业家的研究,现在日本有很多女性企业家,这对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日本在创新领域有很强的实力,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中国2.0的项目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在移动通讯行业的发展,我们想要对亚洲发展比较好的国家的企业家进行研究,了解当地的企业家精神,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扩大过去的研究领域。
价值中国:谁是这个研究项目的主要客户?
William. F. Miller:主要是政府机构、学术界的人士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特别是风险投资机构。
价值中国:能谈谈您作为Nanostellar 公司创建者的工作吗?您的目标是什么?
William. F. Miller:Nanostellar是一家原材料设计公司,我们所生产的第一批产品就是催化转换炉的催化剂,主要是用于内燃机的催化转换炉。我们想要展示的是理性设计过程的价值,我们努力将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进行完美的结合。
价值中国:能谈谈您作为Lumiette公司创建者的工作吗?您的目标是什么?
William. F. Miller:Lumiette公司是一家照明设备生产企业,我们将旧的技术重新设计,并将其应用于照明设备的生产领域。我们的技术有几个优点,它与LED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比LED要廉价,我们为商用与家用提供了一个低价格的LED替代品。
价值中国:我知道您为好几任美国总统工作过?
William. F. Miller:我曾经见过现在的奥巴马总统、以前的布什总统以及里根总统,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意思的人,虽然他们总是遭到大家严厉的批评,包括我,但是他们确实是很有魅力的人,他们与人交谈时总是充满了个人魅力。我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总统,就要符合很多条件,现在人们对总统的要求越来越高,总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总要处理一些难以掌控的事情,不过领导力最显著的体现就是了解哪些人们难以掌控的世界大事,并且想办法加以解决。
价值中国:我了解到您与中国领导人有些渊源,能谈谈此事吗?
William. F. Miller:我初次到中国是1976年,那是江青集团被捕四天之后,满大街都是游行的人。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是华国锋,他还是照搬毛泽东的政策,当时我去中国的目的是做留学生交流项目,但那时这个项目很难进展。1978年3月,我再次前往中国,这次成功的带领中国学生来到斯坦福大学,这些学生回国之后都得到很好的发展。之后,我见到许多中国领导人,像李鹏、朱镕基、江泽民等,这段时间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了中国的变化,而且许多改革都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这对国家的发展是很好的保证。
价值中国:我知道您刚去了上海世博会,能谈谈这次旅行的感受吗?
William. F. Miller: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首先,我去了长沙,在那里我与高中生交流大学教育的话题,特别是美国的大学教育。之后我去了无锡,那里举办了几场与世博会相关的论坛,比如教育、本地企业发展等话题,他们可能以为我是这些方面的专家。我在世博会没有呆很长时间,因为人太多,我只去了几个场馆。我觉得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很好,表达了对城市生活的关注。以前我也去过上海,现在发展的太快,基本上看不到老上海的样子了。
价值中国: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William. F. Miller:他们很关心自己能否适应美国的环境,我说中国学生适应的很快,在普度大学就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不过,对于还很年轻的高中生来说,一直担心能否适应美国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学术环境,这让我感到很有意思。
价值中国:我知道今年您在世界各地发表了许多演讲,有什么感触?
William. F. Miller:我在世界各地做了许多场演讲,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人们的态度,以及了解这些态度的共同与不同的区别。比如在马来西亚,现在那里的大学发展的很快,年轻人开始有了要求独立的意识;不久前在那里参加了一个有关社会经济的会议,为期三天的会议有整整一天都是在讨论有关妇女在经济、社会活动的话题,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
价值中国:能谈谈您在2008年获得惠普企业家奖的事情吗?
William. F. Miller:这个奖项是由硅谷网络与惠普基金会联合颁发的,是为奖励那些继承了David Packard精神的人而设立的,获奖人主要是从事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工作,或与之相关的工作。我获奖主要是因为为许多非盈利机构搭建了网络平台。
价值中国:对非盈利机构来说,获得资金支持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William. F. Miller:虽然获得资金是一个挑战,但是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多的非盈利机构,因为许多盈利机构愿意资助一些非盈利机构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他们不在乎你能否盈利,只关注这些钱用的是不是对的地方。如果你在一个盈利性机构,你使用的是人们投资的资金;如果你在一个非盈利机构,你使用的则是人们的善心,你对这些人有责任,将这些钱用在对的地方。如果非盈利性机构了解到他们所从事的是人们有信心的事情,他们就可以筹到资金。
价值中国:我了解到2009年韩国的建国大学(Konkuk University)所设立的技术管理学院邀请您作为名誉院长。
William. F. Miller:这很有意思,我并没有创造技术管理的概念,我只是对这个概念命名,有时候对事物命名会带给自己很多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荣誉。记得当时我主要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做研究工作,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想开设电脑技术课程,于是我就开设了一门技术管理学的课程。一般的商学院没有技术课程,工程学院也没有管理课程,技术管理学其实就是将最好的技术实践与最好的商业实践进行整合。韩国建国大学校长要开设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新学院,这真的让我感到很荣幸。
价值中国:您的职业经历非常丰富,有什么经验可以与大家分享呢?
William. F. Miller:就我的经历而言,特别是在二战时期所发生的事情,让我认识到如何让处理那些不可预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学习如何把握正确方向的能力。
价值中国:那您认为自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William. F. Miller:我认为了解技术发展过程是技术管理学的核心。我们对高科技企业进行研究,了解推动这些企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我常讲领导力与管理能力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你只会管理而不会领导,工作就会没有效率;如果你只有领导力,却不会管理,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一定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价值中国:在您以前的经历中,有什么困难是那时没有克服的?现在您会怎样处理?
William. F. Miller:我对许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也很有激情,要选择放弃一些事情总让我很难过,因为这些事情我全部都想做,那时总觉得没有什么是自己做不了的。我不知道现在重新选择会有什么不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参与很多事情。

2010-08-23

[附录]:William Miller 博士的杰出成就(简译)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1980 (美国科学与学院院士奖)

.Frederic B. Whitman Award, United Way of the Bay Area, 1982

.Technology 100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eaders), Technology Magazine,
1981 (《技术》杂志100名科技领袖奖)

.Life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1987 (美国国家工程院终身会员)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87 (美国前沿科技协会院士)

.Stanford Computing Pioneer by the AFIPS History of Computing Committee,
1987 (斯坦福电脑先锋)

.Tau Beta Pi Eminent Engineer, 1989

.Sarnoff Founders Medal, 1997

.David Packard Civic Entrepreneur Award (Smart Valley Team), 1998 (惠普企业家奖)

.Robert K. Jaedicke Silver Apple Award (Stanford Business School Alumni), 1998

.Life Fellow IEEE, 1999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终身院士)

.The Order of Civil Merit (Dongbaeg Medal) by the Republic of Korea, 2000

.The Okawa Prize 2000, The Okawa Foundation , Tokyo, Japan

.The Silicon Valley Engineering Hall of Fame, 2001 (硅谷工程荣誉奖)

.Junior Achievement Business Hall of Fame, 2002

.Commendation for Service,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2002
(日本外贸组织服务奖)

.Most Mentoring Angel Award, International Angel Investors, 2002 (天使投资良师奖)

.Honorary Professor,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2004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Borland Software Corp, 2005 (Borland公司终身成就奖)

.Trustee/ Charter member Asian American Multitechnology Associati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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