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永青：首先我们欢迎宋怡明教授,谢谢您能够接受我们价值中国的访谈，非常高兴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宋怡明：很高兴跟价值中国进行交流，可以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非常荣幸。
林永青：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最近出版了一本中文新书，英文的书可能以前已经出版了，最近应该是中文版的新书《实践中的宗族》。我了解本书有关明清时期福建地方志的相关历史内容。想请您展开谈一谈这一研究主题，福建地区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与宗族组织的一个社会变迁。这是一个偏向于人类学的问题，还是历史学的研究？
宋怡明：实际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恰当，可以说两方面都是。我在中国历史学术界被认为是属于一个所谓的“历史人类学派”，就是所谓的“华南学派”的另一名称。这本书的出版，首先要说我非常高兴，出版过程相当漫长。我一个朋友也是同事，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王果，花了很长时间很多力气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但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拖了很久，在终于这几天要正式出版。这本书是我大概差不多30年前，从我的年轻时代（头发还是黑的）时所做的博士论文而发展出来的。英文版已经是20年前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
因为当时可能国内的学者觉得本书不太值得翻译，但是后来我成为了哈佛的教授，也作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突然间，中国学术界认为，可能还是需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一课题，需要将本书翻译成中文。好的，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中国南方的家族组织是众所周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一种社会组织，但是一般地，南方人也好，北方人也好，大概都有一个理解，认为是家族制度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制度。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在南方如福建广东地区所看到的家族，包括今天所看到的家族制度。当然，比照中国5000年的历史来讲，家族史只是很短的历史，不会超过600年。
我这本书就是想要解释家族组织的发展，用一个趋势或者一个地方，用微观-微微观的的角度，去了解在某一个社区，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制度发展出来。
在这方面我是跟着我一个老师，厦门大学郑振满老师所指导的智慧进行学习。郑老师主要是研究闽南地区的地方史，我就在福州地区去观察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才会有农村家族的发展。基本上本书要回答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回到你的问题，本书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都有。可以这么说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虽然，人类学家会比较不接受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宋怡明“不太了解什么是人类学”（笑）。
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本书是利用我们所说的一个历史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换言之，“田野调查”的方法。本书与其他研究中国历史的书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的研究中有很大比重，采用了田野调查。
林永青：了解，谢谢。还有一个比较学术些的问题，我想做一些区分：可能只有中国的读者会了解，在英文里面书名叫KINSHIP的这个词，可能会翻译成”家族”或“亲属”，但是中国有一很特殊的事物叫做“宗族”，这跟家族还不完全一样、或者很不一样，对吧？
中国有传统上有所谓的祖先崇拜，所以才会有家族传统。当然一个家族更大了以后，比如说是同姓的家族——我们是姓林，你在福建你就知道最大的两个姓，一个姓林，一个姓陈，“陈林半天下”——所以才了有所谓“宗族”的概念。
那么据您的研究，您认为中国或者说特别是在福建地区，宗族的特点跟西方，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上所研究的家族，有哪些大的差异？
宋怡明：你的问题包括很多细节，我很感动，你很详细地去理解了我的著作。
我觉得，大概从两个角度去谈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在历史上不同的社会都会出现了家族组织，然后，家族组织的社会功能，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社会状况都会起了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功能。
而且，家族是一个跨区域的概念，很多地方都可以有kinship，但是中国的kinship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南方，就是它的社会功能很完整的，比如说在我们福建很多“单姓村”，整个村就这一个姓。
只有一个姓，都是在他们的历史印象中——全村的所有人，（当然另外一个女性是要嫁进来的），所有的男性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
还有一条。就是社会网络，社会关系非常的密集，非常的紧密。Their social ties are extremely dense。所以宗族在很多领域，文化领域、教育领域、政治领域它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区别是，中国的比较特别的，就是你说的祖先崇拜的传统，中国可以说有一个强大的宗族思想，就是亲属关系的背后有一个知识的逻辑，有一个强大支撑，有一个ideological background。
我们如果要了解历史，说历史的种族，历史的家族，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因素，一个风俗的因素，思想的因素，一个族裔的因素，跟现实连接起来，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复杂的一个关系。
林永青：说到传统，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刚才谈到说您的祖籍是在匈牙利。匈牙利有一个跟中国很一样的特点，（但我没有具体研究过），就是西方很多的国家或者说几乎所有区域都是人名的“名在前，姓在后”。名是first name, 姓(surname)是last name；只有中国和匈牙利，是“姓在前，名在后”，这体现了对家族的重视和尊敬。
宋怡明：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发现，这个重大的发现，我还没考虑过的，我没有意识到。
林永青：对，有研究者认为，匈牙利可能跟中国传统上的北方匈奴民族有一点关系，但是，我没有做过匈牙利研究，所以我不能确认。但是，您刚才谈到的宗族社会，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特别认为是家族和祖先很重要，所以姓放在前面。
宋怡明：是的，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你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做一个猜测，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讲，可以发现姓氏的出现是一个比较晚近的现象，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当国家在想办法来登记所有居民时，才会有姓氏出现。历史研究表明，1000年或者2000年以前，在欧洲的很多地方，非洲的和中东的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姓氏。
应该是帝国或者王国的出现后，才会发现姓氏的踪迹。另外，说不定那些姓放在前面的种族，是否为比较早出现的国家跟老百姓的关系的一个过程。当然，这完全只是一种猜测。谢谢。
林永青：我们也预祝您的书在人类学历史学这个方面，对中国研究会有更大的影响跟帮助。
宋怡明：这个问题我可以再插一句吗？刚好这个礼拜对我个人的出版，是一个很大的时刻，宗族的那本书拖了好久才翻译好的的。然而，这个礼拜却还有一本书也要出版。
就是中国问题的一本书，包括中美关系的洞察。我们在前几年，为了庆祝费正清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建立60周年，我们出了一本《中国36问：对一个崛起国家的洞察》。这本书蛮受欢迎的。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编辑和学者，决定出版这样一本书，这本书是多篇短文章的汇集，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讨论中美关系中一些很重要的专题，现在，我们又出版了中文版，所以我也特别推荐给你们的读者。
林永青：太好了，我们很乐意帮助费正清中心的相关中国研究做些宣传。您刚才谈到费正清研究中心，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我们知道这应该是在世界著名大学里面，研究中国问题最早的一个中心。这里，又讲到一个跟福建相关联的事情，费正清当时跟一个中国很著名的女学者，就是林徽因家族有很多的联系对吧？也有很多的私人交往。所以我就特别关心，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方式是什么？是邀请一些学者去做研究还是怎样？另外，中心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宋怡明：我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费正清中心是他本人在50年代建议下建立的，当然当时并不叫“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这个名字。费正清本人退休后，他就让傅高义接任中心的主任，然后名字就改成了今天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林永青：傅高义就是当年写过《邓小平传》的那位学者？
宋怡明：是的，就是那一位，他也是我的一个指导老师。
当时在美国很多学者都认为美国需要进一步的从社会科学，或者从综合的角度了解中国，你可能也会觉得是一个敏感事情——这与冷战时期的对手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费正清本人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这也是他之所以能集中了很多资源，让哈佛大学校长许可了建立这么一个中心。
我经常开玩笑说，当时我们美国的学者都觉得，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的解放”是怎么一回事，亚洲其他国家也将发生怎样的形势变化。然而，我们现在冷战结束了数十年，中美关系建交也已经几十年了，我们现在当然已经脱离了政治影响学术的很深的一个时刻。目前，可以说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为了哈佛大学跨学科中国研究的脑库。
我为什么说脑库？而说我们不像智库，一个原因是，我们更多是在做学术研究，另一原因是，我们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政府，不是为了其他什么机构进行研究，我们是一个集中所有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的专家，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我们的在世界的名气是不完全靠中心本身，而是靠我们这个团队。
就是哈佛大学集中了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伟大学者，我们中心是一个以服务为主的中心，我们用了几个方式来支持哈佛中国研究，首先是教育。第一，我们培养学生，我们支持哈佛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等等，我们也支持中国研究学者。第二，我们进行学术活动，包括会议、演讲等等工作坊等等。第三，我们设立了一个图书馆，一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我可以冒昧的说，是研究现代中国的全世界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很多学者都会跑到美国，跑到波士顿，跑到我们哈佛去查资料，我们也进行很多学术交流，比如说我们每年就接受了几十个访问学者。
从2020年疫情以来，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我觉得在2022年我们新的任务，是尽力保持中美两国间的关系，在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的当下，我们应当有一个新的责任。这也一个非政府的关系和沟通渠道。
我们还从事一些我们叫做“中国与世界”的研究。之前的中国专家，只需100%的研究中国；但是现在在中国已经崛起了，我们如果要了解中国，我们需要了解中国跟其他地方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我们要了解中国在世界不同领域所起的作用，很显然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研究不能跟气候变化研究完全分开，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任何地方也不能把两者分开。当然，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第三个方面是所谓的公共教育，帮助普通美国公众了解中国。明白中国现在这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我刚刚提的出版那本书，包括社会媒体等等，来让美国的观众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中国。
林永青：我以为，各国的主流媒体都认为美国公众以往对于美国以外的世界，并不太关心。而现在，由于互联网和经济等主要因素的影响，世界已经越来越一体化，他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
宋怡明：可以这么说，但是也要从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之前我们上一代的学者，会觉得他们的责任就是做学问；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我觉得在目前的世界，我们的学者，我们的专家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要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参与贡献。
林永青：我很同意您刚才对“脑库”的一个定义和理解。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个人特别感兴趣，因为您当年求学的时候，特别从哲学系转到了历史系，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当时期，应当冯友兰的著作对你影响很大？
宋怡明：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在台湾读哲学本科哲学专业，本科生一年级时，我们的课本就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林永青：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应当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宋怡明：在台大读书时，我还是一个普通的本科生，所以我们的课本是中文版，但是我还买了英文版。
你这个问题很可以从一个很抽象的角度去谈，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谈论，因为我不是那种讲思想史的学者，我只好从我个人的背景去谈这个问题。
我转了专业大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我是80年代开始学中文，开始跟中国的学者及中国学术进行交流。80年代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很根本转变的一个国家。当时我觉得如果想理解其转变背后，以及转变的一些影响，而哲学是比较不适合讨论这些问题。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谈起的。
另外，我是一个很喜欢跟朋友交流的一个人，这是我个人的性格，我喜欢与中国的同事，华南历史学派的学者，跟中国各地的老百姓交流采访，交朋友。对的，这是我个人的性格比较喜欢的，远远的超过我在图书馆看哲学的兴趣，所以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
林永青：对的，哲学应该是一个更抽象，或者说是一个离社会现实更远的东西。
宋怡明：更远的，没错。
林永青：了解，尤其在中国，因为有很长时间的历史，而且也有很长时间的对于历史的记录。这可能是全世界最长的历史记录了，对吧？从司马迁那个时候就开始记录历史了。之后，历朝历代，都有官修和民间的历史纪录留存下来。
宋怡明：中国历史是一个无底洞，有很多很多的题目可以配套，对的。
林永青：我也认识不少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这个学科被叫做汉学sinology。您怎么看待这个学科的？我个人总感觉这个词好像不那么恰当。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的，很多的媒体也好，学术界也好，就认为您是一个海外的汉学家。
宋怡明：这很有趣。社会媒体给我叫做是什么汉学家，我不在乎，但是我自己个人不认为，或者我不会自己说我是汉学家，为什么？
因为汉学家这个概念有一个潜在含意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是跟世界的历史、世界的哲学，世界的文化是......
林永青：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是割裂的(separate)是吧？
宋怡明： Separate,是的。所以你如果问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我都会回答说，我是一个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者。
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断，但是我还补充一句，我觉得在汉学家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现在美国很多所谓的中国通China Experts，然而，他们可能名不符实，所以还需要汉学家这么一个角色。
比如，他们不懂中国的中文，在中国也没呆过。他哪里就可以做一个中国专家，如果那些中国专家来指导美国对华政策，我们美国就真的完蛋了（笑）。
林永青：完全同意，因为如果你甚至都不了解一个语言，你是没办法做非常具体跟深入的研究的。
宋怡明：你也没办法自然而然的跟当地人交流。
林永青：接下来一个问题，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一本很著名的书《文明的冲突》（Civilization Conflict）。您曾在一文章当中提到过说，“所谓文明的冲突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个人也是这个观点，所以我马上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也就是说您认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冲突，应该主要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还有一个背景补充，我恰恰是从冯友兰那里借鉴来的，冯友兰有一个观点，他认为没有所谓different的civilization文明，但是有different的culture文化。我就认为，文明应该会是趋同的，比如，世界都会朝着一个比如说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方向。
所以我认为文明是有所进步的，不能陷入在所谓的相对主义里面，显然是不对的。
所以文明是有进步与落后差别的，而文化可以有不同的特质。这是我的理解，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宋怡明：这个问题说实话，怎么回答都有点尴尬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是亨廷顿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我这么直接的反驳批评他，有点不太自然，但是我总是觉得他的观点“文明冲突理论”，是怎么说也不到位。
当然可以从一个学术的具体角度去谈，比如可以将问题转换为，世界的不同文明的界限要划在哪里？或者是，世界的每个文明的内部分化是怎么样的等等，这就很具体了，避免全面地否定他的理论。
林永青：还有，我觉得也存在历史的断代问题，带来的文明问题。
宋怡明：对，也有历史的断代问题等等，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通俗的角度去谈，我和我的中国朋友，我的中国同学，我们的中国同行，我们之间的共同的地方，远远超过了我们不同的地方。大概我是当了父亲以后，才真正的意识到这一点。我对我孩子的忧虑，我对我孩子的担心，我对我孩子的期望，相信跟你是完全一样的。
林永青：跟中国家长的担心和期望，是完全一样的。
宋怡明：更准确地说，“我们如果不谈政治，我们就不会有冲突”。我们可以很好地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都没有冲突，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却很好的证明。至少，文明冲突不可能是一个很完整的解释。It doesn't correspond to the facts。
另外，我觉得对于我再补充一句，我觉得他那本书之所以怎么受欢迎，也许是跟后来美国跟中东的冲突有关。
林永青：尤其是与911前后的一些背景有关。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更加激烈。
宋怡明：你认为是911事件，我们也可以从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行为”去谈。但是这样子谈，美国人会不爱听。如果说美国在中东没有犯错误，就只能说成是文明冲突，it's excuses，American way。
林永青：下一个问题就是谈到您对于历史的研究方法，也是您很推崇的研究方法，你就曾经说过，“要了解这个百姓才能了解中国”，所以想请您谈一谈，在研究当中的你所理解的“小历史跟大历史”的区别。
宋怡明：好，我觉得我了解“老百姓的小历史”，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因素，一个是所谓的“底层历史”来谈，第二个是所谓的“微观历史”。
第一个是底层历史，bottom of history，这是大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引起的一个历史观点，认为历史上总统的皇帝的故事不是整个历史的全貌。我们不能只以那些领导人的谈话，他们的行为，作为一个很完整的历史的例子。
林永青：对，我也插一句，今天的历史不能只关注领导人物的历史。当然，中国的传统历史也只有帝王史，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与全部的《二十四史》也只有帝王史，没有什么百姓和社会什么事。
宋怡明：没错，这跟西方历史一样的。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也好，西方历史也好，两者对传统历史观的不满，是差不多是同时间引发的，尤其是在中国，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是所谓的微观历史，微观历史的意思说，我们如果要了解很大很重要的历史现象，也可以在很小的地方发现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的基本的历史观，就是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去谈历史，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
而且，从不同的历史观出发，我们如果研究老百姓的历史，我们对历史的论述会很不一样。
林永青：这里有一个立场的问题，也有一个观察角度的问题。
宋怡明：就是说，老百姓的历史，不但补充了验证了帝王的历史，也会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历史。
林永青：我稍微做一下summery，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叫做以小见大，或者用一个中文成语叫做“察微知著”。英文解释是to examine the tiny clues to know general trends。
这还有一个论述完整性的问题，对吧？一个多维度或更全面性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您之前的一本书《被统治的艺术》。那么，在这本书当中，你提出了所谓的"日常政治"，我不了解您用的词是daily politics还是civil politics。
宋怡明：我用的词是everyday politics。
林永青：everyday politics，所以听上去比daily还要daily(笑)。还有一个关于“制度套利”的问题，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怎么去做制度套利”。我想补充一点，“老百姓”也是中国很特殊的一个词，你在英文里面你找不到一个词叫老百姓。
宋怡明：估且译为百姓Hundred Surname对吧？但是其实我不确定，因为以我有限的对西方历史的理解，很多的国家在历史上，普通人是不能够有姓的。
林永青：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只有贵族有姓。但是在中国，百姓已经变成一个普通人average people的概念。所以，想请你谈一谈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跟制度套利的一些关系。
宋怡明：我要先强调日常政治，这不是我发明的一个概念，其他的学者已经提到了日常政治，我们现在讨论，是因为这跟我们前面的讨论话题很接近的。
我们之前传统的学传统的历史学者认为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皇帝跟大臣们在朝廷讨论国家的政策，或者外交问题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天天碰到很多政治的问题，比如说在传统的经济，传统的社会，日常政治主要指的是老百姓接受双重或多重挑战，来自生存环境的，来自当地政府的。当然对老百姓最主要的资源是他所种的地，他是靠什么吃饭的？有关那些资源的控制与分配。
生产资源从哪里来的？我种田，要向地主缴多少租金，国家要收多少税，这些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政治问题。他们怎么适应，他们怎么面临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没有更重要的政治问题了。
“制度套利”的概念，我觉得比较自豪，制度套利虽不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它是从金融学应用的一个字，但是我把“制度套利”移植到历史研究，这是我的一项贡献，所以在这方面感觉很自豪。
我估计你们的价值中国的很多观众，都是金融界或者经济界的背景，所以他们对制度，套利，监管这些概念，肯定不会陌生。制度套利，就是指利用不同的监管制度，或者不同监管制度之间差异，进行的套利行为。
实际上我大量读了你们福建人，特别是很多福建的明代的族谱，我就发现族谱里面有一些记载，说明当时的老百姓并不比今天的银行家今天的老板水平差，他们非常的聪明，采用种种方法，种种策略，来利用当时那个制度所遗漏的规定，或者不同制度的差异，来套利。
很多人说这个制度套利，是中国老百姓是太狡猾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普通老百姓虽然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但他在日常政治中运用策略非常的娴熟。
林永青：sophisticated
宋怡明：是的，他们的策略非常的sophisticated，非常的成熟。
林永青：因为你刚才讲到福建的普通的老百姓，其实我原来还有一个问题，后来我拿掉了，我想再拿出来问，因为你也在研究所谓海外华侨，海外华人的历史，对吧？
那么，最多的海外华侨就是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福建，一个是广东。包括当年孙中山策动反清革命时，大量的参与者都是福建人或广东人，对吧？
你刚才又谈到关于制度套利的问题，还用了一个词叫sophisticated，所以，今天的海外华人当中大量的也是广东人跟福建人，他们可能是很多代以后的移民了，他们在今天如何在移民目的地国“套利”呢？
不知道对这个海外华人华侨的问题，您的研究重心是什么？
宋怡明：实际上我没有做这个海外华人的研究，我原来是很想做一些的，但是后来没有做成，因为中国国内有太多的好题目，所以我就把这个题目先放一放。
林永青：好的，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我看到过有人将《被统治的艺术》一书，称为叫福建版的《百年孤独》。他是个音乐人,就是高晓松。我们在一些场合有过交集。
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的时间，大概是20~30年前了。这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所以我就不很理解，因为你的书是一本研究历史的书，为什么被作了这种类比。你的书中，“魔幻”在哪里？这里的“隐喻”又是什么？我很有兴趣。
宋怡明：高晓松这样说当然很容易理解的，作为老朋友，他在帮我做宣传，他要让我多卖卖书，所以他才做这个类比。但是，确实我还是要回答你的问题。我那本书跟魔幻现实主义怎么类比？高先生是聪明人，他不会乱讲，我觉得大概两个可能性，其一，他的意思说，这本书真的是一个杰作，一个masterpiece，okay，我对那本书也可以说是很满意，但是还不是一个masterpiece，还不是杰作。这本书在历史领域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每一章是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我估计高晓松几十年都没有读多少历史了，他所懂的历史都是那些老一套很无聊的，这个皇帝那个皇帝什么的，所以他看到这本书的每一章开头都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他也会觉得很新奇。
其二，我猜测高的历史性格，跟我的历史性格是很一致的。2019年底，我的出版社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出版社，他们计划了非常好的宣传，结果因为疫情没法如愿。但是，我还是用一秒钟做宣传工作，这本书确实故事很多，故事很好玩，读者可以赶快去买一本没问题的。
林永青：我们也可以用一分钟帮你来做宣传（笑）。我再回到刚才讲的，我认为历史是充满了隐喻的，包括现实也充满了隐喻。最近很流行的元宇宙METAVERSE概念,也是从隐喻开始的。METAVERSE这个英文词的词根，与隐喻METAPHOR有相同前缀的，相信不是巧合。我个人作过一些研究，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诸多大科学家，都认为想象力-隐喻-类比这些东西，比单纯的知识更重要。
比如，我们最近和数字孪生(DIGITAL TWIN)之父Michael Grieves教授的交流，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类比，“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就是针对“信息-数据”这一对概念进行的类比，来进行的技术创新。人类可以理解“信息”，而机器专门处理“数据”。
宋怡明：你关于隐喻与创新的讨论，很有意思。类似，所以很多人认为我这本书《被统治的艺术》的主题是明代社会的在今天的某种隐喻。但我的本意可能没有那么tricky，毕竟历史变量太多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买一本书自己来体会后面的隐喻是什么,哈哈。
林永青：那么您最近的研究的 focus重点会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研究的那些学者，特别是对海外的那些学者，您有什么建议？我比较希望了解。
宋怡明：好的，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从我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我最幸运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80年代，在这个中国保持无限希望的改革开放的刚开始年代，。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跟改革开放成长了，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第二个的幸运，来自我的博士导师: 我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时，我的博导老师是著名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科大卫教授说，你不可以专门跟海外学者交流，你一定要跟中国的学者打交道，因此我很早就离开牛津到了中国。然后跟我刚刚提到的几个老师，郑振满老师、杨国桢老师，厦门大学这几个了不起的学者开始打交道，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为什么能有了哈佛的位置，是作为我们厦门大学或者是整个华南学派在美国的代理人， I'm the agent for 华南学派 in America。So what the advice，很简单，一定要跟中国的学者，不论你什么学科什么专业，要跟国内的学者打交道，多交流。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很简单的说两句，我现在有两个课题我非常兴奋的去做，所以我卸任费正清中心主任之后，我高兴地说的，我现在可以专门的去搞这两个课题。第一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我正在写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现代史》，什么意思？就是从农村的经验，农村的角度去谈今天的中国现代史，这是第一个课题。
第二个是一个比较学术的，我希望是可以做成一个bestseller（学术畅销书），可以吸引到很多人去读。我跟我厦门大学的同事，我们在一个离福州不远的地方叫做永泰，发现了大量的民间文献。主要是明代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契约、族谱、账本等等，我要通过那些文献来写一个专门的《农村经济史》。
对，基本上现在重点是这两个研究项目，这两个课题如果做得好，需要长期在中国国内，所以我一直在期待疫情能够尽快复苏正常，我就有机会跑到跑到福建去田野调查。
林永青：太好了，土地问题跟农村问题的确非常重要。事实上，中国政府每年的中央会议的一号文件，就是关于三农的问题。
宋怡明：实际上，我这两个课题都跟三农问题有关的。我们共同期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