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民币史无前例地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本来这是一件应该高兴的事情，可是，当人民币升值问题与目前我国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决策层似乎陷入了进退两难、手足无措的境地。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被低估了多少？应否进一步升值，如何升值，升值多少？当前的经济过热与人民币升值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能否通过人民币的大幅升值来平衡贸易收支，从而减少热钱的流入，消除泛滥的流动性，促使过热的经济降温？等等。单纯依靠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以及那些精妙的数学模型是无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的。而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无疑是我们研究经济，认清纷繁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的有力武器。
人民币与日元惊人相似的历史演变
如果我们把从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作为人民币开始走向世界的历史的开端，那么，如果能找到一种与人民币所走过的这20多年的曲折历程有相似之处的货币的话，对于我们更客观全面地认识当前人民币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日元就是这么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的货币。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又往往惊人地相似。如果把45年作为日本战后日元的新开端，那么经过27年，到72年时日元所处的境况，恰好与人民币自78年经过同样的27年后到05年时所面对的问题非常地相似。而且，其间两种货币所走过的历程也有相似之处。日本战败后全国一片废墟，经济一落千丈，日元也自然大幅贬值。终于在经济有所恢复的49年，由美国占领当局设定了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固定汇率。我国在78年之前经历的虽然不是战争的破坏，但是“十年浩劫”同样对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时，国民经济已经是“处于崩溃的边缘”。78年后，随着价格的逐步放开，通货膨胀不断上升，人民币经历了从大致2比1到8、9比1的对美元的贬值过程，最后从90年代中期开始，慢慢稳定在了8.3比1的汇率水平。虽然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与当年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制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我们实行的是一种与美元挂钩的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360日元兑1美元的汇率水平在最初的时候被认为高估了日元，使得日本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赤字状态，直到60年代末才转而出现贸易盈余，面临升值的压力。而人民币8.3比1的汇率水平在设定的初期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人民币同样也承受了巨大的贬值压力。在平安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贸易盈余的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两种货币走过的历程固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在于日元早人民币30多年面临货币转轨、升值的问题，可以成为我们一面很好的镜子。在此，让我们看看日本央行在面对升值压力时是如何应对的，以及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的吧。
日元转轨的历史背景及其过程
日本在战后维持的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到了60年代末，随着国际收支盈余的大幅增加，升值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可是，日本政府采取了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避免日元升值。当时，对于政府也好，金融界、产业界也好，所有人都把日元升值作为一个禁区，触摸不得。可是，自
根据斯密森协定，日元必须相对美元升值16.88％，达到308日元兑1美元（美国本来是要求日元升值20%，可是遭到了日本的坚决反对）。并以此作为基准汇率，允许上下浮动2.5%。尽管日元有了大幅度的升值，可是由于国内经济出现停滞等因素的影响，72年的贸易收支与经常收支的顺差都超过了上一年。这似乎显示了日元的升值幅度还不够大。
进入73年后，以美元汇率的第二次下调为契机，
过剩流动性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危害
当一种长期处于固定汇率状态的货币面临升值的时候，由于害怕货币升值可能导致的出口停滞、进口增加等负面影响，该国的政府央行总是尽可能地阻止本币的升值。这一点中日皆然。日本央行对汇市不断干预的结果，造成了国内金融市场的过剩流动性。虽然日本央行同时还通过在本国的短期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等方法，采取“中立化政策”，即努力吸收过量发行的货币，以消除过剩流动性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可以从通货膨胀指数上看出。69年到72年的批发价格指数（WPI）的平均年率只有1.4%，低于同期美国的3.8%，英国的6.2%，以及西德的4.0%。不过，这一时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却达到了6.0%，高于美国的4.7%，西德的4.0%，但低于英国的7.1%。但是，考虑到60年到68年的平均年率也达到了5.4%，所以6.0%的CPI涨幅也不算太离谱。可是，自73年上半年开始，通货膨胀还是开始显现出来了。随着10月开始的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的通货膨胀率猛然窜升。73年的WPI达到了15.9%，CPI是11.7%。而同期美国的这两项数据分别为13.8%及6.2%，西德和英国的则更低。74年日本的WPI为31.3%，CPI为24.5%，与美国的18.8%与11.0%的差距更大了。为什么同样受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的通货膨胀表现会突然变得如此“一枝独秀”呢？原因固然可以说出许多，但日本央行此前为阻止日元升值而向金融市场投放了过量的基础货币，可以说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的升值，还极力维持低利率政策。虽然69年到72年之间的CPI平均年率达到了6.0%，可是在73年4月以前日元的基准利率却只有4.25%，使得实际利率为－1.75%。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逐渐攀升，尤其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日元的基准利率不得不在当年12月提到了日本战后最高的9％。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也从72年中的1.5％提高到自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以来最高的4.25％。日本央行在转而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后，造成了GNP的大幅下滑。73年的GNP实际增长率为9.8%（名义增长率为22.5%），可是到了74年的实际增长率一下子降到了－1.3%（名义19.1%），这是日本战后的首次负增长。75年的实际增长率也只恢复到2.5%（名义10.0%）。其中，民间住宅投资从69年至73年的平均14.8%的增长率跌落到74年的－12.7%。在工业生产方面，从73年11月到75年5月，日本下滑了20.0%，直到78年4月才重新恢复到前期的高点。相比之下，美国只下滑了15.3%，西德和英国分别是11.9%和11.0%，它们分别在76年8月、77年1月和77年5月就恢复到了前期的高点。由此也可以看出基础货币的过度发行对日本经济所造成的巨大后遗症，我们应引以为鉴。
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以某个突发事件为发端的。只有那些健康的经济体才能在全球一体化的条件下经受住冲击，而那些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经济体将会在冲击之下溃不成军，满身疮痍。
日元转轨历史的启示
日元转轨的历史告诉我们，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固然有种种好处，但也有其弊端：人们因此会变得固步自封，竭力抵制货币的升值要求，从而失去了升值的最佳时机。而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外贸顺差的不断扩大及热钱的大量涌入，就会出现过剩流动性问题。此时，人们的态度又往往会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希望通过充分升值来平衡外贸收支，消除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殊不知，这样做有极大风险，且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第一，我们不可能知道合理的汇率水平在哪里，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第二，外贸收支的平衡又不单纯取决于汇率水平，它还与国内及国际的经济景气度有很大的关联。如果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贸然大幅度升值，就有可能像日本在70年代初时那样遭受巨大损失。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日本的外汇储备并不算多，所以其损失也还有限。可是，我国目前却已拥有全球第一的9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的大部分是央行在8.3元附近购入的，照目前已升值超过3%来看，损失就不在小数。不过，也可以把这种损失当作是一种外贸补贴。但是，若进一步大幅度升值的话，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缩水将令人万分痛心。万一出现像当初的日元那样再度贬值的情况，让投机热钱满载而归的话，其损失就显得很莫名其妙了。
我们实际上已错过了升值的最佳时机，但这并不是说人民币就应固守当前的汇率水平，永远抗拒升值。人民币走向可自由兑换的浮动汇率制，由市场来决定其汇率水平应是发展的大方向。否则，我们就将每过一段时间便遭受一次大幅升值或贬值的冲击，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其拖累。可是，当下这一风口浪尖绝不是大幅升值的好时机。首先，因为有热钱在其中作祟，扰乱了人们的视线。有研究就认为，当前我国外贸顺差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假顺差。由于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大量的热钱只好打着贸易顺差的名义流入中国大陆。其次，只有等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无功而返之后再来考虑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慢慢走向真正的浮动汇率制为好。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能够避免投机热钱冲击所可能带来的直接伤害；第二，当投资降下来后，如果届时国内消费还不景气，至少还有出口这驾马车在拉动中国经济，不致出现最坏的结果。最后，以为通过货币升值能够很快达到贸易收支平衡的想法是幼稚的，因为这里还有个时滞的问题。经验数据表明，升值对贸易差额的影响要到几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调整时滞可能为4年或更长的时间。一项研究对制造业贸易的贬值调整时滞做出如下的估计：贸易流对相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需要4~5年；价格变化后，全部贸易流的50%在3年内做出反应，而90%的贸易流做出反应则需要5年。这一研究从逻辑上来说也同样适用于货币升值的情况。
日本在70年代初时经济正处于上升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高于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所以最终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一危机。但是，这也成了日本战后经济增长的转折点，从此告别了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平均增长率从此前的10%以上跌落到5%左右）。当我国也遭遇到类似的危机时（近几年的油价上涨若再发展下去，不定又是一次“石油危机”），如果处置不当的话，谁又能保证我们受到的打击不会像日本当年那样严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