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 2015-02-12 22:10 于 北京 通过网站:
总之适度尊重基层社会既有的权威结构和利益分配规则,应当是决策部门推动基层治理改革并实施各项民生政策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如果政府想进一步减缓基层的干群矛盾,就不应去直接干预基层利益的分配规则,而应该通过财政、经济的分权措施来逐步调整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间的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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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 2015-02-12 22:07 于 北京 通过网站:
面对“维稳”的考核压力,一些基层干部在处理抗争事件时常会欺“软”怕“硬”:对涉及人数较少、抗争手段较缓和的信访事件,为实现迅速见效的目标,基层干部往往采取强硬的手段去迫使农户放弃信访;而对抗争规模大且较为坚决的信访事件,在压制难以奏效时基层干部又倾向于息事宁人,试图动用各种手段与资源去收买抗争群众。
我们的数据表明,在那些基层干部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村庄,税改前农民抗税的比率一般较低,但这些村庄在税改后却反而出现了信访高峰。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税改逐步瓦解了基层干部原有的权威:一方面,上级对基层干部行为的直接干预使基层干群之间的既有利益分配规则被破坏;另一方面,一旦丧失了经费收支自主权之后,基层干部主动实施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就大幅下降。
陶然 2015-02-12 22:06 于 北京 通过网站:
我们对于农村基层干群冲突的研究发现,尽管1990年代末期农村普遍存在拖欠、抵制税费现象,但农民负担本身并非农民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且负担水平也与农村干群冲突方式及激烈程度没有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