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未必能种好南方科大这块“试验田”

王贵成 原创 | 2010-03-02 18:07 | 收藏 | 投票

        中国的大学因其浮躁庸俗急功近利,不像学术的圣地反而成了官场的大染缸,故而饱受世人的指责。大学改革遂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近来从深圳方面传来了一个颇能振奋人心的消息。

深圳市现在正在加紧筹备成立一所全新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这所大学的定位很高,要办成高等教育的试验田,将改掉目前高校行政主导的局面,在未来真正实现学者治校,教授治校。既然是试验田,其校长的筛选就和以往不一样,不是通过上级任命的方式,“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而是通过一种猎头公司在全球遴选的方式产生的,最后,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先生从最初的200多人的全球名单中脱颖而出,在最后的5人名单遴选时,被16位专家委员全票通过。(2009917央视《新闻1+1》)
     朱清时先生能从200多人中胜出,让我这个一贯对朱先生崇敬的人很是高兴。但高兴之余,不禁担心起来,朱先生能种好这份“试验田”吗?我不是怀疑先生的能力和胆识。先生主持中国科技大学十年,不扩招,不大兴土木,在大学“大跃进”的虐潮中没有盲目跟风,而是耐得住寂寞,秉承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办学原则,才使得大学精神在现代中国没有丧失殆尽,给绝望中的人们以微弱的希望。这是朱先生过去的辉煌,尽管如此,先生若想种好这份大学的“试验田”,其艰险程度不啻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先说朱先生的第一个理想,“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这是先生当选校长之后说的第一句话。现在的大学根本不像一个大学,而是一个官场的复制品,里面衙门林立,等级森严,权力的大小成了衡量教授们价值与尊严的标尺,所以才出现了几十个教授争当一个处长的壮观景象。对此,朱先生是深有体会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办。”以前的中科大是官办的大学,朱先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现在南方科技大学选择了朱先生,先生自然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去官化、去行政化”就成了先生革除弊政的第一大手笔。其设想是,南方科技大学本身没有任何行政级别,将凭自己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不是靠行政级别赢得社会的尊重。自然,其中的行政人员也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行政人员在南方科技大学将还原他们本来的定位,就是为学校,为教授服务。
先生改革的勇气令人钦佩,其设想也近乎完美,但实行起来,难度将挺大。即使朱先生他这个校长不在乎那个行政级别,但他手下的那些行政人员也能对这个行政级别无动于衷吗?毕竟南方科技大学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其它大学都还是官老爷一手遮天的时代,惟独南方科大的行政人员成了“服务员”,他们的心理能平衡吗?在这种情形下,南方科大能否招到优质“服务员”,即便招到了,能不能全心全意为教授服务,就成了我这个局外人所担心的事情。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个“服务员”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敢小瞧这些“服务员”,他们同样是一所大学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服务的好坏,是会关系到南方科大这份试验田的收成的。
还有一个我最担心的,南方科大虽然是一份全新的试验田,但它终归是在深圳市的支持下办起来的,同样是政府主导的一个办学,办学经费更是由深圳市全额拨付。虽然现在的市委市政府已经决定,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章程将交深圳市人大审议,通过以后,就成了深圳特区的法律,以后南方科大就能依法办学,这样可以避免政府直接和学校打交道造成的那种行政干预。这种做法从理论上看无疑是非常完美的,但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社会里,官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府朝令夕改的事情太多了,不要说深圳特区的法律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又能怎么样呢?教育投入在九年前就应该达到4%,这可是写入教育法的,但到现在实现了吗?老百姓除了义愤填膺地发点牢骚骂骂娘外,又能怎么样呢?即使本届深圳市委市政府能依法办南方科大,谁能保证以后的市委市政府也能依法办下去呢?如果官员们当真来点行政干预的话,朱先生就得赤膊上阵拼死抵抗了,这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朱先生的后继者们也能有这样的勇气吗?他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去官化、去行政化”这一理想实行下去呢?
另外就是教育部包括地方教育当局,他们可是各级教育的指挥部啊!当年一个本科教学评估,逼得中国多少大学摧眉折腰事权贵,弄虚作假迎评估。如今你南方科大竟然敢不听指挥,虽然明着不能批评你,但只要给你几双小鞋穿,肯定够你受的。
我这样说并不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看惯了太多的前车之辙。只要“官本位”者们一朝大权在握,一些仁人志士想为国家做点事就是非常难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前几年成立的北京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的顾问中有10位是诺贝尔奖得主。研究所成立时,中国科技部和北京市委委托顾问们在国际上招聘所长,最后找到了王晓东,一位出色的生物学家,2004年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从中国大学毕业的美国院士。可是,研究所成立将近一年,王晓东的工作仍很难展开,连基本的法人资格也没有给他。他要找得力的行政副所长,可是国内有关部门的人自己想做,以致到现在也没有任命副所长。原先答应给的人权、财权和长期支持都没有到位。(《文汇报》20045 6 日)以王晓东这样一个被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看好的生物学家,想在生命科学研究所内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做点事,一旦遇到了“官本位”者的虚与委蛇,除了仰天长叹就只能浪费大好时光了。
至于朱先生的另一个理想——教授治校,我以为也是很难施行的。尽管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章程里规定“领导干部中间应该至少有一半是由教授们直选产生,由教授来担任”,这样就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让教授们能直接参与学校管理。这一设计没问题,我所担心的是,就算让教授来治校了,教授能当得起此重任吗?要知道,现在的教授在官本位的大学染缸里浸染久了,加上人情风和腐败风的熏陶,早已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成了人精和老油子,世故得很,故而才被人们称为“叫兽”。如今要让他们秉承原则和责任,来治理学校,能治理成什么样子,不能不让人怀疑啊!须知,现在大学里的各路达官显宦,不少是由教授摇身一变过来的,但他们一阔脸就变,官模官样装得有滋有味,学校治理得却是江河日下,委实让人不敢恭维。南方科技大学治校的教授们一旦有了权力,会不会当成中国特色的官权来行使呢?
其实,中国大学的“官化、行政化”趋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形成的,民国时代的大学很少有这种丑陋的东西,相反,那个时候“教授治校”才是光荣的传统,老北大、老清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都是凭借这一大学精神,才取得今天大学无法望其项背的辉煌成绩。可惜,这一大学精神在解放以后被活生生地斩断了。如今,要找回这逝去的精神,还得朱清时老先生煞费苦心地去种南方科大这块“试验田”,然而,世易时移,在这个官本位已经深入人心,一切都唯官员马首是瞻的社会中,要想种好这块“试验田”,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朱清时老先生毕竟已经孤独地走上了这光荣的探索之路,不管未来的前途怎样,为了使老人家不至于太孤独,凡是对中国教育怀抱一腔热忱的人们,都应该为老先生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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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研究历史,谈论教育,评点天下小事,多写杂文、随笔,主要发表在《杂文报》、《书屋》、《文史天地》、《山西文学》、《搜狐》等十几家报刊网站。曾获2007年搜狐教育博客群年度人物,2008年搜狐教育十大名博等荣誉。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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