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言说的心痛

张演生 原创 | 2013-06-19 19:05 | 收藏 | 投票

      

           无法言说的心痛

  大舅父刘天一老先生走了,老人家享年九十高寿而终, 没有带什么憾事而驾鹤西去,应该把它看作是笑丧、喜丧,但对我来说,却是无法言说的心痛。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归根到底就是生和死的价值和意义。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健康快乐地生活,淡泊宁静地做事做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活中,有的人为追求权力、地位和金钱,对上奴颜婢膝,对下不择手段,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大舅父终其一生寄情艺海、笔耕不辍、甘于淡泊、老实做人,这是他90年岁月的本真,也是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大舅父的告别仪式上,我写下了一副挽联,敬悼大舅父兼且为他送行,联曰:“九十年经世闻道南粤笔墨春秋载之纸帛;八十载习艺躬耕客都杂家英名流布人间”。才华横溢的大舅父,最喜欢人们称他为“杂家”,他从十五岁开始便醉心艺苑,痴心不改,其所涉足的领域,涵盖音乐、戏剧、诗歌、书法、篆刻、摄影、古陶瓷、考古、雕塑、民俗、新闻、评论、收藏等,并且颇有建树。在文化之乡梅州市被公认为多面手,著名作家、广东文学院院长程贤章先生更是誉之为“奇才”。在人才辈出的客家文化之乡能享有如此之高的声誉,的确难能,也一直为我们亲友后学视为楷模。

  大舅父在十五岁那年,曾因家贫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牧牛一年。虽然过的是野孩子的生活,却收集和学会咏唱大量的客家山歌,得到使他毕生受益无穷的客家山歌的熏陶。也就是在那一年,他结识了家乡附近广德庵的一位主持。这位主持很有学问,能题诗作对,尤善书法、篆刻,主持以出家人的独到眼光,认为大舅父慧根聪颖,其材可造,遂送给他一本《六书通》,教他治印。复学后,大舅父就把辍学期间的此一收获,与同学老师分享,为老师、同学刻印,在后来解放战争参加闽粤赣边纵艰苦的游击队生活期间,他始终随身携带篆刻刀,为同志和群众治印,后来成立的县级政权潮揭丰(潮安、揭阳、丰顺)人民行政委员会以及下属人民政权的公章,以及潮汕地委建立的裕民银行的印章,也是请大舅父去刻制的。如今这些公章,已成为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文革大串联期间,大舅父被关进“牛棚”,期间有三个造反组织要刻制造反组织的印章出外串联,就“勒令”大舅父为他们刻印,大舅父一挥而就,造反派们很快就带着这个“牛鬼蛇神”为他们刻的什么战斗队、司令部的朱红印章,“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去了。

  大舅父篆刻的特点是以小篆入印,追求苍劲韧古,刚劲老辣而不失娟秀,近八十年刻刀随身,治印逾万枚,许多作品刊发于各类报刊,还得过全国书法篆刻比赛的金、银、铜奖。

  大舅父又是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解放初他担任香港《大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所撰写的长篇通讯,便得到《大公报》总编辑的高度评价,回忆往事,大舅父谦虚地告诉我,“主要是第一次报道祖国发展成果,一切都觉得新鲜、感到鼓舞,写出来的新闻带有情感,观察的角度也比较新颖。”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大舅父运用自己丰厚的音乐、戏剧造诣,采写的推介与大舅父同名同姓的广东著名高胡演奏艺术家刘天一的《刘天一的二胡演奏造诣》、《动听的锣鼓、感人的弦歌——谈潮州音乐与潮剧》、以及评论上海越剧院《红楼梦》音乐、越剧《西厢记》音乐等等文章,均博得好评,被誉为专家级的音乐戏剧评论。

  大舅父毕生情之所系的是客家山歌剧,著名作家程贤章称赞他是“山歌剧的创建者和改革家”。为了搞山歌剧,大舅父毅然放弃在大城市广州优厚的生活待遇,主动先到汕头、后到梅州担任地区山歌剧团团长,为“创建、推广山歌剧这一新剧种立下赫赫战功”(程贤章语)。客家山歌剧的雏形是山歌调的小演唱,大舅父带领当时的汕头地区山歌剧团的一班同好,对经过筛选的剧本进行加工,使之走上剧场,产生了山歌剧。在大舅父他们的悉心经营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山歌剧走上了巅峰。大舅父主创的《唱夫归》,上演之后,博得观众满堂彩,广东戏剧权威郭秉箴撰文说,《唱夫归》是山歌剧的唱功戏,赞其为“声声肺腑、字字衷肠”。此后,大舅父又以优秀剧目《伤疤恨》、《彩虹》,使山歌剧走向辉煌。尤其是大舅父精心指导反复修改加工的《彩虹》,在权威的《剧本》杂志发表之后,1965年国庆节前后赴北京汇演,共演出24场,获得首都文艺界高度评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21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演出队伍,大舅父因而被安排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大典。可惜后来文革风起,大舅父被关进“牛棚”,山歌剧从此一路中落,滑向下坡。然而,刘天一与山歌剧,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关键词,这是大舅父对客家文化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大舅父坚持业余考古三十余年,他曾肩扛考古探铲,奔波在梅县、兴宁、五华等地,先后调查古遗址数十处,采集了一大批文物标本,发掘了十几座古墓葬,把数百件出土文物拍摄照片造册归档。1975年,大舅父刚刚走出“牛棚”,便被分派到梅县畲坑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路线教育运动,其时当地群众为建“两栏一所”(猪栏、牛栏、厕所),由于砖石奇缺,到处挖旧墓砖砌墙,大舅父在这场所谓的社教运动之余,偷偷考古,发现了几座唐宋墓葬,其中有座较大型的唐墓,大舅父带领几位小青年去挖掘,出土了一个八足马蹄形,高9.5厘米、直径37厘米的“辟雍”陶砚,这座陶砚被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等专家称为“国宝”,经专家最终鉴定为一等二级文物,是梅州市唯一入选《中国文物精华大词典》的一件精品。与此同时,大舅父还在当地培养了两位业余文物爱好者,大舅父奉调回梅州文化局工作之后,两位文物爱好者师承大舅父,继续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梅县水车唐窑及好几座隋唐墓葬,之后通知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前来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古陶瓷器物,这些出土文物,尤其是梅州历史上著名的水车窑古陶瓷的出土,对考证当地古陶瓷的发展史,贡献甚巨。

  大舅父的为人和对人才的爱惜也令人难忘,山歌剧著名编剧夏浓先生才华横溢,上京汇演引起轰动的山歌剧《彩虹》便出自他的手笔,就是这样的一位高才,解放初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从海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但却因为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长期被“冷处理”。《彩虹》可以上京汇演,尽管大舅父反复向有关方面申请让夏浓叔一同赴京,却未能如愿,大舅父一直觉得太对不起他。改革开放后,夏浓先生以近六十岁的高龄,赴港谋生。大舅父为此经常吁嘘长叹,总觉得这样的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人生际遇却如此不堪,自己作为山歌剧团曾经的老团长,太对不起他。后来大舅父赴港,还专程去看他,也叫我赴港时常去看看夏浓叔。广东汉剧院著名编曲、指挥吴伟忠先生,是大舅父极其赏识和扶持的才俊,早在1957年,伟忠叔便被组织上抽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伟忠叔对大舅父执弟子礼,他曾经对我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因为不在同一个单位,伟忠叔得以通过一位看守“牛棚”的朋友,偷偷地在“牛棚”窗外看望过大舅父,只见大舅父身穿背心短裤,坐在地铺上写“检查材料”。看守他的小杨对伟忠叔摇首低语:“像这样的当权派,怎么可以打倒哟?”伟忠叔由此生发感慨:“足见天一叔的成为‘牛’,实在是‘大势所趋’,而绝非‘罪有应得’”。当形势稍为好转,大舅父携同样富有才华的山歌剧编剧兼“牛友”蔡英辉先生同到伟忠叔家探望,伟忠叔曾经描述过当晚见面的情景:“在煤油灯下,我妻炒了一盘花生,拿出一勺糯米酒,以供我们畅谈。英辉兄信口吟诗:‘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在梅城十甲尾我租住的农舍里,洋溢着一派温暖,这欢快而心酸的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久久难忘。待到天一叔被彻底解放,官复原职时,我喜极而歌,曾吟诗一首敬赠,诗曰:‘亲临寒舍报佳音,愧我无缘倒履迎。蕉尾桐琴声逾好,雨冲莲瓣红弥深。征程万里重摇翮,宝籍三篇指向明。草野钟期举酒贺,天心毕竟顺民情。’”一度,伟忠叔生活陷入困顿,大舅父悉心关怀,还带我多次到伟忠叔十甲尾简陋的居处看望他。

  大舅父对我的教育和指导也令我毕生难忘,我对新闻、篆刻、摄影、民俗、收藏的爱好,深受大舅父的影响。记得大学期间,我的一篇研究客家山歌的论文《浅谈传统客家情歌的思想性》,经广东省民间艺术研究会推荐给梅州地区文化局长张志姚,张局长在梅州地区相关会议上建议客家民间艺术研究者向我学习,研究客家文化口子小一点,选题准一点,挖掘深一点,行文短一点。出席会议的大舅父非常高兴,第一时间告知我此一消息,对我研究客家文化予以鼓励。我利用假期为大学同学和老师篆刻的印章,大舅父亲手操刀为我修改、指点,还趁夜雕刻了一个笔筒鼓励我攻学。外婆辞世之时,我因忙于学业不能为老人家送行,遂吟诗一首表达悼念之情:“看尽人间谁无死,长辞只叹非时宜。一生闪耀心无愧,半世艰辛意尚驰。泪痕哀痛吟悲调,哭诉衷情赋悼诗。古来月娘无人伴,惟望阿婆登玉墀。”大舅父称赞我写得情真意厚,真切感人。还撰写了《无限悲恸的时刻》的长信寄给我,全信三千余言,述说了亲友们为外婆送行的全过程,令我潸然落泪。悲哉,如今此信已成绝响。

  敬爱的大舅父,如果把死看作是永不做梦的长眠,那么死就是无痛、安逸的享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邓中夏说,人生只有一生一死,要生的有意义,死的有价值。您在生前,脚踏实地生活,为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努力,今天您离开我们而去,跟您自自然然地生着那样同样有意义、有价值。您永远活在亲友们的心中。

个人简介
20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
每日关注 更多
张演生 的日志归档
[查看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