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天,区别何在?

姚中秋 原创 | 2014-08-25 01:55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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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兄的“《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确实非常精彩,把中国知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揭示出来了,对于我们探讨中国文明的根本属性及基本结构,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一向是比较重视“天”这个维度,我在《华夏治理秩序史》一书中专门写到这部分,那部书第一卷就叫“天下”。为什么中国人把这个世界理解为“天下”?一定跟天有关系。如果没有天,怎么可能叫“天下”?杨鹏兄这本书能让整个知识界对天、还有上帝,在中国文明中的枢纽性地位,有一个更充分的认知。

 

上帝和天的根本区别在于言还是不言

 

我要跟杨鹏兄讨论的问题是,上帝跟天有很大的区别。正好有成熟的宗教供我们对比讨论,我用两句话开始讨论。首先是《圣经·约翰福音》中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的“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其次,《论语•阳货篇》中有一章,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孔子讲了两遍“天何言哉”,以此强调了,天不言。这两段话,至关重要。它们说明了,上帝和天的根本区别,就是言还是不言。这是三闪族宗教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根本区别所在。(编者注:西方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源出闪族。闪米特人,又称闪族人,《圣经》中诺亚长子闪的后裔。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

 

中国绝地天通后 神不再言

 

在中国文明中,上帝和天同时存在。中国人后来基本上倾向于天的崇拜,而不是上帝的崇拜。这个过程曾经有过很多次反复,这个反复不仅仅是在商周之际,在五帝时代就有。《尚书》中有一篇“吕刑”,《国语》中“楚语”,都讲到中国文明发生的过程中,有过一系列至关重要的事件,叫“绝地天通”。重要的是,“绝地天通”不是一次,而有多次。文献中至少记载了两次:一次发生在颛顼时代,另一次是尧,这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到尧舜时代,自觉的中国起步时,基本信仰是天的信仰,而不再是上帝的信仰。大约到了夏商之际,又有一个反复。到商周之际,又有一个反向的反复。

 

可以说,这种反复昭示了人类文明的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神人杂糅,一种是神人两分,就是“绝地天通”。古人提出的两个命题,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整个文明形态的基本范式。 神人杂糅的本质是,神可以言,神和人可以对话。绝地天通的基本含义是神不再降临于人间,神不通过某个人显现自己,其根本正是神不再说话,这是核心。“天何言哉”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的共识,如庄子、韩非子、老子,还有其他诸子,都曾说过“天不言”,孔子讲得非常清楚。

 

西方上帝的本质是言

 

回过头看基督教,上帝的本质就是“言”。《创世纪》一开始就说,神说要有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等等,反复出现“神说”。我特别注意到摩西和上帝的一段对话,摩西对神说,我其实是一个不善言的人,特别不会说话。上帝说,那怕什么,我让你能言。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景,对于理解这两种文明形态特别重要。

 

由此我们可以对两个文明类型推测出一系列的结论,也可以理解中国经典中的很多描述。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从这两句话的描述可以看出,上天有两个感官,一个是听,一个是看,但没有嘴,不说话。在中国经典中描述的上帝多是看、听,而不说话。《诗经》里讲的上帝,基本上是“监临”,从上看下来,基本上不说话。所以,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信天和信上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信仰,尽管他们都是最高的,但完全不同。而上帝和天的根本区别在于,言还是不言。

 

天不言 人要依天而生以观天道

 

由言可以直接看到一个结局,律法是根本。上帝会给人颁布一系列的律法,人们去遵守,这毫无疑问。可在中国,神是不说话的,我们遵守什么律法?《周易》讲“观乎天文”。天不说话,但人必须依天而生,那人怎么去依天而生?人自己必须去观天之道。如果人信的是上帝,不需要道,有上帝的律法,直接按律法做就行了,根本用不着这个道的东西。道是天呈现出来的,需要人来观它。在《周易》等很多书里都讲“天垂象,圣人则之”。所以,人究竟如何生活,在中国需要圣人观天之道才能确定。所以道特别重要,因为天没有言,只有人自己主动去观天之道,上帝直接说出来的是律法,道则是人观察所得。

 

天不言 人的道德主体性很重要

 

天不言,礼就特别重要,道德也同样重要。在一个上帝颁布律法的世界里,道德根本不重要,因为有绝对的规则,人只要按这个规则做就可以了。可在中国,不需要先知,但需要圣人。先知是传达上帝的话,上帝跟先知对话(我的理解不一定很准确),是上帝告诉摩西,摩西告诉大家,摩西记录上帝说的话,成为律法。中国的天不会跟圣人说话,圣人必须去观天之道,制作人文,这需要圣人本身具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对普通人来说,既然不能依律法而行,那他们的道德就特别重要。礼也特别重要,礼规范人与人之间,礼乐都是“本乎天”,都是天籁之音,有圣人则之,制作为乐。

 

在中国,尽管天不言,但人的生活仍然是循天而生的。但在这样的生活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非常重要,人的自觉非常重要。杨鹏讲的“自强不息”,这是中国文明的特征。因为上帝并没有明明白白、切切实实地告诉你究竟怎么做,没有告诉你每一个事怎么做,人自己必须自己观察、行动,并承担责任。因此,中国人是特别有道德主体性意识的族群。这一点,在《吕刑》文本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神人杂糅时代,人是按照律法行动的。“绝地天通”之后,德行则变得重要了,圣人观乎天象,人们循人文而行,这需要道德的自觉。

 

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天而不是上帝

 

厘清上帝信仰和天信仰之间的区别,对于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文明特别重要,尤其是对我们理解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特别重要。中国文明有很多特点,这个特点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觉得根源就在于,天不言。因为不言,所说中国人信仰的最高对象是天,而不是上帝。上帝具有较为完整的人格化特征,核心是言。不言,所以是天;言,就是上帝。天不言,所以,中国人的信仰是天,这个区别比较简明。

 

为什么普通人都不祭天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祭它,没有意义。当天不会说话时,你祭它,有什么意义?天不会告诉你怎么去具体地生活,也不能救赎你。在中国,天这个神不能救赎你,因为他不言,不能指导你日常生活。所以中国人对天的态度一般是敬天,虽然不祭天,但敬天。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人是上天所生。那么,为什么皇帝要祭天?我认为,这是一个共同体的秩序象征或者保证。我们在《尧典》里看得很清楚,本篇一开始说,尧有钦、明、文、思、安安的德性,最后可以协和万邦。接下来就说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是讲圣人敬天,进而则天,为人间制作历法,把“天之道”融入到普通人生活中。所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与天合一。历法就是天之道,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循天道而生。但因为天不言,所以并不能够救赎个体,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只敬天。而皇帝,因为要扮演着某种圣人的角色,如颁布某部立法,所以他会去祭天。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只是刚想到了一点。

 

中国的宗教宽容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

 

中国的宗教结构,这确实是独有的。今年年初我在《天府新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描述中国最晚从西汉中期开始,或者到佛教传入以后,中国的宗教结构都是,儒家作为普遍的文教,教化所有人,但同时每个人可以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这是几千年历史的现实,我们看到的中国宗教宽容,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高明的,没有比中国更宽容的。为什么这样?最初我是想研究这个问题的,所以提出了“文教”概念。我一直希望追溯根源。受杨鹏兄的刺激,追溯到“观乎天文”,“文”这个概念被带出来。天文就是天道,它在那儿,呈现出某种规整的形态,圣人观察这个形态。圣人把“文”告诉我们,观乎天文,制作人文。所以,“文”这个字,在中国文明中具有中心位置,跟道的意思有点接近。

 

个体的救赎通过各自信仰的神灵解决

 

回头再来追溯多元的、宽容的宗教体系,会发现一个特点:它的个体救赎是通过每个人信仰各自的神灵解决的,不是由一个上帝解决,而是由多个宗教供人们自由地选择而以解决。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这个救赎,这个问题始终有解决方案,通过各种各样的宗教。宗教很多,不仅仅是佛教、道教,也有大量的民间宗教,他们在解决每一个信仰者的身心安顿、生死问题。包括祖先崇拜,也解决这个问题,我什么神都不信,就信我祖先,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至关重要的是,在中国虽然每个人信仰不同的神,但都普遍地信奉儒家的基本价值。这是中国很特别的宗教结构或者精神结构。我对这样的结构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因为这样的结构,一方面能在人与人之间缔结出凝聚力,另一方面给你一个人充分的信仰和自由。因此,佛教、基督教在中国都可以传播。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文教,让宗教诸神之间和解,不发生冲突。这可能是我们需要更深入研究的一个智慧。

 

天的信仰让儒家士人保持独立性

 

还有一点,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毫无疑问,孔子或孟子、董子(董仲舒)都是非常敬天的,他们有大量的论说。但我想补充的是,他们敬的不是上帝,而是天。在董子这里,向上帝略微偏向了一点。在中国信仰结构中,天和上帝之间不是截然两分的,只信上帝或者只信天,人可以在上帝和天之间移动,孔子信天,但在董子来说似乎略多一点信上帝。后世的儒者基本上也是信天的,包括朱子,他们都有对天的非常虔诚的信仰,否则就不可能有张载的《四铭》,那完全是基于天的信仰而得出的一种信念。基于这一信仰,儒家士人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否则,中国社会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不会有那么大的张力。

 

中国政治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不管是汉代还是宋代、明代,儒家士人对皇权非理性行为的抗争非常壮烈。我们对于这些不能无视。在这样的抗争背后,支撑他的还是一种信仰,天的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对道的尊崇。“以道事君”是儒家士大夫的基本信念,要有足够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很多儒家士大夫做了官后,就是普通公务员,没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这在社会中很常见。能够具有那么强烈道德理想精神的人,始终是少数。现在天主教中有多少人是真正侍奉上帝的,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职业?大量新教牧师也只是把牧师作为一个职业,跟公司高管、经理没什么区别。但士人群体中总有这样的一批人,具有以道事君的信念。中国文明由此才能够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后建立起来,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仰所支撑的精神。

 

君师一体化源自对统治正当性的焦虑

 

跟这个相关联的是君师一体化,在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满清几个皇帝之外,没有哪个皇帝具有君师一体化的想法。这两个始终是分开的。皇帝都会自然地把“师”的角色让给儒家士大夫,这是毫无疑问的。家中牌位,“天地君亲师”是分开的。不过,满清确有一两个皇帝有这样的倾向,为什么这样?因为满清皇室是异族,为了解决自己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他们对儒家之尊崇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帝王。有了这样的尊崇,就逐渐转化成某种自负,满清皇帝对解经最为热衷,他们都有御制经注,这恰恰反映了其内心的焦虑。所以才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树立自己政治上的正当性。

 

康有为的儒家宗教化导致政治改革失败

 

至于儒家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发展,也不能说是离开孔子的过程。基本上还是按照孔子的路——敬天保民,这是儒家的思想。儒家面临现代西方的冲击后,很多人试图重建对上帝的信仰,有这方面的努力。康有为就是如此,不过他名义上说是建立孔教,实际上祭祀的中心是一个人格化的天,就是上帝。孔子只不过是陪祀,以孔子来配天。前一阵子我仔细地研究了康有为的孔教,名曰孔教,但孔子是先知,崇拜的对象是上帝。这与儒家当时主流士大夫的理念完全不同,引起巨大震动,导致其政治改革的失败。儒家宗教化的努力连累了他的政治改革。蒋庆、陈明在重复这样的努力,但儒家内部对此有不同看法,我就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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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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