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与抗疫:后疫情时代的公共卫生

郑磊 原创 | 2021-02-20 11:34 | 收藏 | 投票

 郑磊

 

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疫情提醒了我们,人类应该重视生态平衡,免疫和抗疫知识再一次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这期间国内引进了多种科普图书,《希望与恐惧之间》广受赞誉,是一本关于疫苗和人类免疫的历史的书。这本书从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开始,介绍了人体免疫机能,巴斯德实验室无意中发现的炭疽杆菌疫苗,以及现代疫苗遭遇种种挑战。作者从公共卫生角度提出,“希望”应该而且最终将会凌驾于负面的“恐惧”情绪之上。

人类自然演化的历史赋予了基本而强大的自我免疫系统,这是人类战胜病毒的第一重防线;疫苗的进展使得人类实现了对多种严重传染病的管控。但是,人类永远无法彻底避免感染新病毒,这是一场永恒的人类与自然博弈。由于人类生存环境受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多重影响,而且有些环境因素,如气候是人类无法掌控的,我们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和发挥自身抵抗力和疫苗免疫的重要作用。

疫苗是一种公共卫生产品,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卡尔·波兰尼的代表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他的真知灼见。今天,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他的观点完全依靠自发调整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乌托邦建构这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它会从肉体上摧毁人类,并将周遭环境变成一片荒野,似乎在这场新冠疫情下,变得越来越真切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依赖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确实正在造成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毁坏,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波兰尼的市场内嵌在社会之中的观点益发显得正确。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需要政府在管理市场方面正当发挥作用,避免普通民众被迫承担市场自发调节带来的高昂代价。

而在西方经典经济学语境中,并没有多少学者认真考虑经济行为和政策调整的社会成本。在假定制度成本为零或社会调整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似乎成了一个无摩擦的万能怪兽,能够即时毫不费力地做出调整,达到新的均衡状态,这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理想化而脱离实际的设想。任何坚持市场自发调节或宣称政府管制能成功的极端观点都不可取。

主流经济学界也逐渐将争论焦点转向确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而笔者认为这个视角还应该扩展到市场、政府和社会(社区)的关系问题,我们有必要将一个国家范围内发生的所有事情在三位一体框架中找到解决方案。市场、政府都有可能失灵,前者失灵要靠后者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政府失灵需要社会加以监督和调整。这三部分有各自的运作机制,界限未必非常清晰,但是社会显然设定了一个整体的文化传统和伦理边界,政府在其中确定了法律调整和行政能力,执行社会治理,而市场在正常状况下自由地创造和交换商品、服务。

公共卫生设施和服务是一类社会属性明显的特殊商品。之所以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在于人类伦理中有扶贫救病的公共义务,这就像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使命一样,这是一个正常人和正常社会应该无条件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的帮助,无法也不能用金钱衡量。这部分服务只有社会委托政府提供,而政府应该责无旁贷承担这份社会效应远超经济效益的工作。政府将致力于解决公共卫生投入的严重不足,发挥公立医疗对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保障和服务功能。

我们应该认识到,传染病毒有可能进入新的活跃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应变能力同等重要,使用公筷,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掩住口鼻,用口罩做好个人防护,锻炼身体提高身体免疫力,都将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做法。食品卫生与安全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比如,国内有很多地区冬季有制作和食用腊血肠的习俗。这种将动物血、脂肪和碎肉搅拌后灌入大肠的食品,在制作和保存过程中会大量滋生各种微生物,其中一种叫作肉毒毒素。如果食用前没有彻底加热灭杀毒素会中毒。为了避免肠衣在加热过程中破裂,有些人习惯上不煮熟透,肉毒致病案例过去在国外一些习惯食用香肠的国家也大量出现过。类似饮食不安全的做法还有很多,随着科学的普及,应该慢慢纠正过来,减少病从口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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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SFI客座教授,行为经济学者,创新发展,金融投资专家,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荷兰maastricht管理学院mba,兰州大学数学学士 email:proph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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